1920年，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在小院門口合影

來源：泥巴青年

1917年底，24歲的梁漱溟經(jīng)人介紹，拜謁蔡元培先生于其南菜園上街寓所，拿著自己年前發(fā)表的《究元決疑論》向蔡先生求教。

不想，蔡先生說已在《東方雜志》上看過了，并邀請他來北大講印度哲學。年輕的梁辭不敢就，說“自己只不過為解決自己在人生問題上的煩悶，鉆研了一些佛典、領(lǐng)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

蔡先生說：“我看你也是喜歡哲學的。我們把一些喜愛哲學的朋友聚攏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么可以不來呢！來北大，你不要以為是來教別人的，你把到北大當作來共同學習好了。”

70年后，梁漱溟先生回憶說：“蔡先生這幾句話打動了我。來北大的事就如此確定下來。”

蔡元培

“我嘗說過，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是因蔡先生包容于北大而得到抒發(fā)的人，而我則不是；我是因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養(yǎng)的一個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憶往事，真可謂培育之恩沒齒難忘。”

——梁漱溟《值得感念的歲月》，梁培寬紀錄整理，原載《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學�？�編輯部，1988年版。

今天1月11日，是“包容”、“培養(yǎng)”、“沒齒難忘”的蔡元培校長誕辰一百五十周年；距離梁漱溟先生的深情回憶又三十年，當年追憶的先生們都已作古。現(xiàn)在摘錄幾位先生關(guān)于蔡校長的文字，分享蔡元培就任校長的演說、《北京大學月刊》發(fā)刊詞，以為紀念。（去年初，蔡校長到校100周年，本號曾紀錄了一篇《世間再無蔡元培？北大處處可見君》。參見文末鏈接。）

本校自蔡先生長校以來，七八年間這個“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內(nèi)各派別均能互相容受。平時于講堂之內(nèi)，會議席之上，作劇烈的辯駁和爭論，一到患難的時候，便共力合作。這是已屢經(jīng)試驗的了。

——蔣夢麟《北京大學廿五周年紀念刊》，北京大學出版部，1923年版。蔣夢麟，浙江余姚人。1930年至1945年，任北京大學校長、西南聯(lián)合大學常務(wù)委員會委員等職。

直到蔡元培、蔣夢麟兩位先生相繼主持北大的三十年之中，北大才開始養(yǎng)成一點持續(xù)性，才開始造成一個繼續(xù)發(fā)展的學術(shù)中心。

——胡適《國立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北京大學出版部，1948年版。胡適，安徽績溪人。北京大學教授，新文化運動先驅(qū)之一。1946年至1948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lǐng)到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zhuǎn)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到第二個。

——杜威，美國哲學家、教育家，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1919年－1921年在北京大學講學

以一個大學來轉(zhuǎn)移一時代學術(shù)或社會的風氣，進而影響到整個國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時代的北京大學。蔡到北大的一年，適巧是我去北大的一年。當時的情形，可以說是暮氣沉沉，真是腐敗極了。

從前有幾個英國人——英國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氣把他們辭退了。這件事鬧到英國公使館出來干涉，而蔡不為所動。

從整頓北京大學，改革課程內(nèi)容，喚起青年對于自身人格的重視以至于產(chǎn)生文學革命和所謂新文化運動，對于社會的制度、固有的權(quán)威加以理性的批評和大膽的攻擊，再至于產(chǎn)生五四運動為中國近代一般青年和民眾直接參與國家問題和社會運動的開始，這一個大波瀾雖然是種種時代的動量促成功的，但是當時蔡孑民時代的北京大學，是一切動力的發(fā)動機，是將來寫這個時代歷史的人不能不注意到的。

——羅家倫，1932年8月26日晚上整理畢于北太平洋舟中。羅家倫，浙江紹興人。五四運動期間北京大學學生領(lǐng)袖之一。曾任清華大學校長、中央大學校長。

蔡元培的為人則藹然可親，從容不迫，從來不表現(xiàn)他有什么赫赫之功�！�…不同主張的教師們盡管爭辯得不可開交，甚至水火不能相容，可是對于蔡元培，都是尊敬的。作為一個校長，這是一種多么感人的力量！

蔡元培認為大學里應(yīng)培養(yǎng)通才，學文史哲與社會科學的要有自然科學知識，學自然科學的要有文史知識，這樣不至于囿于一隅。當時北大的預科分文理兩部，課程就是根據(jù)這個精神安排的。后來我入本科的德文系，同時也選修國文系的課程，得以中西比較，互相參照。蔡元培提倡美育，在學校里建立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音樂會，我有時聽音樂演奏，參觀書畫展覽，開拓了眼界。懂得一點藝術(shù)，接受一點審美教育，對于學習文學是有所裨益的。

——馮至，寫于1988年1月11日，時為蔡元培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日。馮至，河北涿州人。1921年入北大的德文系，后任北大教授。

魯迅與宋慶齡、蔡元培、肖伯納、史沫特萊等合

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就職演說

1917年1月9日

五年前，嚴幾道先生為本校校長時，余方服務(wù)教育部，開學日曾有所貢獻于學校。諸君多自預科畢業(yè)而來，想必聞知。士別三日，刮目相見，況時閱數(shù)載，諸君較昔當為長足之進步矣。予今長斯校，請以三事為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zhì)。今人肄業(yè)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于此者，皆有做官發(fā)財思想，故畢業(yè)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于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yè)有人提攜也�，F(xiàn)在我國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專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請教員，不得不聘請兼職之人，亦屬不得已之舉。究之外人指摘之當否，姑不具論，然弭謗莫如自修，人譏我腐敗，問心無愧，于我何懼？果欲達其做官發(fā)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業(yè)于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yè)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yè)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茍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求造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發(fā)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游，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shù)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借此活動于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度，學問毫無，是自誤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敗。即在今日，吾人對于當軸多不滿意，亦以其道德淪喪。今諸君茍不于此時植其基，勤其學，則將來萬一因生計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講席，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是誤人也。誤已誤人，又豈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諸君者一也。

二曰砥礪德行。方今風俗日偷，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為惡劣，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鮮不為流俗所染。諸君肄業(yè)大學，當能束身自愛。然國家之興替，視風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設(shè)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勵人。茍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諸君終日伏首案前，蕓蕓攻苦，毫無娛樂之事，必感身體上之苦痛。為諸君計，莫如以正當之娛樂，易不正當之娛樂，庶幾道德無虧，而于身體有益。諸君入分科時，曾填寫愿書，遵守本校規(guī)則，茍中道而違之，豈非與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謹嚴。此余所希望于諸君者二也。

三曰敬愛師友。教員之教授，職員之任務(wù)，皆以圖諸君求學便利，諸君能無動于衷乎？自應(yīng)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于同學共處一室，尤應(yīng)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開誠布公，更宜道義相勗，蓋同處此校，毀譽共之。同學中茍道德有虧，行有不正，為社會所訾詈，已雖規(guī)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勸勉也。余在德國，每至店肆購買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價接物，互相稱謝，此雖小節(jié)，然亦交際所必需，常人如此，況堂堂大學生乎？對于師友之敬愛，此余所希望于諸君者三也。

余到校視事僅數(shù)日，校事多未詳悉，茲所計劃者二事：一曰改良講義。諸君既研究高深學問，自與中學、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員講授，尤賴一已潛修。以后所印講義，只列綱要，細微末節(jié)，以及精旨奧義，或講師口授，或自行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二曰添購書籍。本校圖書館書籍雖多，新出者甚少，茍不廣為購辦，必不足供學生之參考�？虜M籌集款項，多購新書，將來典籍滿架，自可旁稽博采，無虞缺乏矣。今日所與諸君陳說者只此，以后會晤日長，隨時再為商榷可也。

蔡元培：《北京大學月刊》發(fā)刊詞

1918年11月10日

北京大學之設(shè)立，既二十年于茲，向者自規(guī)程而外，別無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間。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聯(lián)絡(luò)感情、交換意見之機關(guān)，且亦借以報告吾�，F(xiàn)狀于全國教育界。顧《日刊》篇幅無多，且半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載長篇學說，于是有《月刊》之計劃。

以吾校設(shè)備之不完全，教員之忙于授課，而且或于授課以外，兼任別種機關(guān)之職務(wù)，則夫《月刊》取材之難，可以想見。然而吾校必發(fā)行《月刊》者，有三要點焉：

一曰盡吾校同人所能盡之責任。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shù)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yè)生之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shù)之機關(guān)。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歐化，而必于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fā)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雖曰吾校實驗室、圖書館等，缺略不俱；而外界學會、工場之屬，無可取資，求有所新發(fā)明，其難固倍蓰于歐美學者。然十六七世紀以前，歐洲學者，其所憑借，有以逾于吾人乎？即吾國周、秦學者，其所憑借，有以逾于吾人乎？茍吾人不以此自餒，利用此簡單之設(shè)備、短少之時間，以從事于研究，要必有幾許之新義，可以貢獻于吾國之學者，若世界之學者。使無月刊以發(fā)表之，則將并此少許之貢獻，而靳而不與，吾人之愧歉當何如耶？

二曰破學生專己守殘之陋見。吾國學子，承舉子、文人之舊習，雖有少數(shù)高才生知以科學為單純之目的，而大多數(shù)或以學校為科舉，但能教室聽講，年考及格，有取得畢業(yè)證書之資格，則他無所求；或以學校為書院，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于是治文學者，恒蔑視科學，而不知近世文學，全以科學為基礎(chǔ)；治一國文學者，恒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于比較；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門，而不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部，尤為科學家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書為足用，不耐煩于科學之實驗，而不知哲學之基礎(chǔ)不外科學，即最超然之玄學，亦不能與科學全無關(guān)系。有《月刊》以網(wǎng)羅各方面之學說，庶學者讀之，而于專精之余，旁涉種種有關(guān)系之學理，庶有以祛其褊狹之意見，而且對于同校之教員及學生，皆有交換知識之機會，而不至于隔閡矣。

三曰釋校外學者之懷疑。大學者，“囊括大典，網(wǎng)羅眾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弊阋孕稳葜�。如人身然，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cè)嵋�。若相反而實相成。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shù)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吾國承數(shù)千年學術(shù)專制之積習，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聞吾校有近世文學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說、曲本，則以為排斥舊文學，而不知周、秦、兩漢文學，六朝文學，唐、宋文學，其講座固在也；聞吾校之倫理學用歐、美學說，則以為廢棄國粹，而不知哲學門中，于周、秦諸子，宋、元道學，固亦為專精之研究也；聞吾校延聘講師，講佛學相宗，則以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過印度哲學之一支，借以資心理學、論理學之印證，而初無與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則也。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則深以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見，則校外讀者，當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義，而不至以一道同風之舊見相繩矣。

以上三者，皆吾校所以發(fā)行《月刊》之本意也。至《月刊》之內(nèi)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則在吾校同人之自勉，而靜俟讀者之批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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