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梁善茵 朱紹杰 通訊員 任海虹

圖/莞城美術(shù)館

“沒有四舅鄧爾雅，便沒有容庚�！敝�名古文字學家、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容庚生前屢屢如此感慨。容庚是名動天下的學者，他這句話并非完全自謙，其舅鄧爾雅是近代著名篆刻家、書法家、文字學家，亦是嶺南文化進程中的重要一員。

2024年適逢鄧爾雅誕辰140周年，逝世70周年�！耙幻}盡風流——紀念鄧爾雅誕辰140周年特展”正在他家鄉(xiāng)東莞莞城美術(shù)館展出，觀者如潮。特展通過鄧爾雅的書畫、篆刻作品及相關(guān)文獻，既呈現(xiàn)了他獨特的深厚學養(yǎng)與藝術(shù)面貌，也展現(xiàn)了鄧爾雅一脈及東莞的容、鄧兩大文化家族近代以來的文風家風傳承賡續(xù)。

8歲執(zhí)刀刻石，13歲臨摹古印，15歲教書育人……鄧爾雅幼承家學，詩文、篆刻、書畫兼擅，尤以篆刻、小篆最著。他還精研文字學、印學，著有《鄧齋印雅》《印媵》《印學源流及廣東印人》以及數(shù)十萬字的《文字源流》等，治學之嚴謹、授業(yè)之熱忱，接連滋養(yǎng)了容庚、容肇祖等一代嶺南學問大家。

鄧爾雅曾說：“吾國不患無研究之人，而患無研究之毅力，不患無研究之方法，而患無研究之常知�！彼�畢生精研國學、堅毅篤行，守護中華文脈，正是嶺南學人的杰出代表，百年之后仍激勵著學林后輩不斷攀登文化的高峰。

書香傳家，治學有道

進入“一脈盡風流——紀念鄧爾雅誕辰140周年特展”展廳，一幅鄧爾雅親筆畫作《憶舊圖》立刻吸引了觀者的目光。畫中細膩地描繪了庭院、樹木、石山等嶺南特色景致，是畫家對童年時光的深情追憶，更寄托了他對故土東莞的深厚情感。

鄧爾雅的原籍在廣東省東莞市的莞城，始祖自江西遷錦田（現(xiàn)屬香港新界），后散布在嶺南兩廣的東莞、高州、梧州等地。明代萬歷進士、十四世鄧云霄（1566-1631）從東莞竹園遷入邑城南街，此后鄧云霄后裔在此繁衍，聚族而居。鄧爾雅之父鄧蓉鏡（1834-1902），字蓮裳，清同治甲子舉人、辛未翰林，加二品銜花翎，后擔任江西督糧道，晚年曾任著名嶺南學府廣雅書院山長。

1884年1月27日，鄧爾雅出生在北京，初名鄧溥，字爾雅，以字行。生于北京，4歲隨父往江西，隨后南歸廣州，在父親擔任廣雅書院的山長時，鄧爾雅侍讀左右。

鄧爾雅自小以石材代替玩具，8歲開始篆刻生涯，有“早年金石號神童”之譽。他小時入讀私塾，旁聽兄長上課，學《文字蒙求》《說文部首》，已略知六書體例，打下扎實的小學根基。

他在廣雅書院侍讀時，曾問學于黃豈鄉(xiāng)，后師從何藻翔，他們都是清代名儒陳澧的再傳弟子�？梢哉f，鄧爾雅間接繼承了陳澧“由經(jīng)學而小學，由史學而金石，由金石而至書法、篆刻”的思想，其學術(shù)及藝術(shù)成就自有淵源。

鄧氏一門都與篆刻結(jié)下不解之緣。鄧爾雅長子鄧橘，幼時聰穎嗜學，隨侍父親筆硯之余，亦操刀習印，并隨父親參加印學社團活動。鄧橘雖然早夭，但在鄧氏后人中成就最大。此外，鄧爾雅次子祖永、三男祖潤、三女鄧復(fù)、五女鄧悅，皆能治印。

印從書出，獨辟蹊徑

“近世以小篆名家者，罕與其匹！”這是古文字學家、書法家馬國權(quán)對鄧爾雅的評價。鄧爾雅的詩、書、畫、印皆負盛名，但藝術(shù)成就中最著名的莫過于篆刻，其印名遠播南北，遐邇海外。

早在1911年，西泠印社出版的《廣印人傳》便收入鄧爾雅的名字。曾任西泠印社社長的沙孟海在《沙村印話》中說：“南國鍥家（篆刻家）以東莞鄧爾雅、鶴山易大廠最為老師�！�

嶺南印學源遠流長，明代時期，嶺南隨著本地文化藝術(shù)漸趨繁榮，篆刻藝術(shù)風氣也日漸興盛。直至清末民初，在金石學、訓詁學蓬勃發(fā)展之勢的影響下，黃牧甫南來，奠定了嶺南篆刻正式形成學術(shù)流派的基礎(chǔ)。

黃牧甫（1849-1908）是晚清著名書畫篆刻家，中年后到廣州發(fā)展，長居十數(shù)年，受清代嘉慶、道光以來的嶺南樸學，以及自黎簡、謝景卿再到陳澧的印學傳統(tǒng)影響，最終形成“光潔挺拔，尚先天法”的印風，成為近代嶺南印壇上的標志性人物之一。

鄧爾雅醉心于黃牧甫的印學，但他并未局限于此，還創(chuàng)新提出“布白幾何入三昧，沖刀旁舞敵千兵”的印學理論，成為嶺南篆刻史上的先驅(qū)者。

20世紀新文字材料、新考古成果不斷出現(xiàn)，鄧爾雅廣涉古璽、磚瓦、銅鏡、碑版、陶瓷、青銅、甲骨等銘文，乃至造像、象形圖案，甚至西夏文、高麗文、羅馬文等文字，將之有機融合，形成獨特的風格。

此次莞城特展中展出的、鄧爾雅為朋友俞亮寫的五言篆書聯(lián)“俞見堯舜典，諒在伊呂間”，因為篆書中沒有“亮”字，鄧爾雅用“諒”來代替，而“俞”字用的是金文寫法。其書法與篆刻氣息相通，字體變化多端，結(jié)構(gòu)獨特，奇趣橫生，韻味悠長。

“鄧爾雅的篆刻、書法實踐深植于文字學體系，其創(chuàng)作核心在于對許慎《說文解字》篆文建構(gòu)方法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睆V州金石收藏家黃耀忠認為，世人將鄧爾雅的書法篆刻說成“藝術(shù)成就”其實不甚準確，應(yīng)以“文化成就”來定義他的書法篆刻。

“小學”大家，無一字無來處

鄧爾雅曾有論印之詩：“大巧渾若拙，小學必先通。”小學，指的是研究文字學、訓詁學和音韻學方面的學問；小學不小，是中華文明傳承的根基性學科。

“鄧爾雅的成功之道，首先在于淵博的文字學功底，此乃書法與篆刻之基礎(chǔ)�！蔽氖穼W者、鄧爾雅外孫黃大德說。鄧爾雅在少年時代就對中國文字的源流、變遷、形體、結(jié)構(gòu)、聲切、音韻有著鍥而不舍的研究。從六朝碑文、殷墟龜甲、刀幣鼎彝、磚瓦殘劍、六體四書，乃至古今印譜，皆狂搜飽讀，因而被稱為“小學”大家。

1926年，清末報人黃冷觀在香港創(chuàng)辦中華中學，鄧爾雅受聘擔任教師，教授書法、文字學課程。這兩門課原本枯燥，但鄧爾雅教學深入淺出，學生聽得興趣盎然。

“記得鄧爾雅先生講文字聲韻，說到每一地方方言的不同發(fā)音，他認為廣東土音還保留了隋唐正音：廣東話有無的‘無’，方音略如‘髦’，是由古代漢語‘毋’‘罔’‘亡’‘無’等字的一音之轉(zhuǎn)�！泵佬g(shù)評論家黃苗子當時師從鄧爾雅，后來他在《先生之風》中回憶道：先生喜歡說點笑話，愛談文藝典故，恨不得把一腦門子學問都掏出來給人；先生嗜抽卷煙，口袋里裝滿卷煙紙，但并非僅為抽煙所用。每每在讀書、看報甚至與友人聊天時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資料，他都會馬上拿出煙紙認真記錄，然后分門別類加以整理，為日后所用。

在特展展廳，記者還留意到鄧爾雅畢生心血草就的《文字源流》手稿，這部40余萬字的文字學專著最充分地展現(xiàn)了他對古文字細致入微的研究。展廳中更令人矚目的是《心經(jīng)別字》，三幅《心經(jīng)》并列，《心經(jīng)別字》的稿本并陳于下，《心經(jīng)》兩側(cè)抽出《心經(jīng)別字》數(shù)個字的不同寫法，如一個“無”字，竟多達26個寫法。

“外公的手稿每每都會解釋每個字的來歷，也闡明自己的發(fā)現(xiàn)和見解�！秉S大德說，鄧爾雅生前的出版物與發(fā)表文章不多，加之中年起長居香港，畢生所撰文字學方面的手稿，絕大部分都分藏于香港各大文博機構(gòu)或散藏于民間，導致今人對他的關(guān)注多集中在書法、篆刻藝術(shù)成就上，而對其學術(shù)成就并未引人重視。

“外公6歲就接觸《文字蒙求》，到去世前還在不斷修改自己的《文字源流》稿。從《文字蒙求》到《文字源流》，整整經(jīng)歷了60個年頭。”黃大德說，“60年，路漫漫，但他憑著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一步一個腳印艱難地走著，窮畢生的心血，還有那份驚人的毅力，寫就了這部大書�！�

爾雅遺風，薪火永續(xù)

生于清末風云激蕩之際，鄧爾雅堪稱時代的“逆行者”。當西學浪潮席卷九州，傳統(tǒng)金石詞章備受質(zhì)疑之時，他以存續(xù)國粹為己任，矢志守護中華文脈�！班嚑栄欧路鹱⒍ㄊ且粋�時代的叛逆者，來到人間的使命就是復(fù)興國粹、存學救世、發(fā)揚國光�！秉S大德說。

1914年，鄧爾雅從東莞可園張家購得唐代古琴“綠綺臺”，這床古琴曾為明末嶺南抗清英雄鄺露所有，“出入必與俱”。明朝滅亡清兵入粵后，廣州淪陷，鄺露抱琴而死�！班嚑栄呕ㄖ亟鹳彺斯徘�，看重的是附于琴上的民族氣節(jié)，直到他中年在香港筑園而居，還以‘綠綺’為居所命名�！秉S大德介紹。

20世紀初，鄧爾雅先后加入了鄧實、黃節(jié)發(fā)起的“國學保存會”，柳亞子組織的“南社”，與黃賓虹、蔡哲夫共組“貞社”，和潘致中組“廣東國畫研究會”。而從鄧爾雅發(fā)表的《小學教科書私議》《學生文字之游戲》兩文中可知，他在教學中已懂得文字為國粹，必須“從娃娃抓起”的道理。

“容母三遷”是容庚研究者耳熟能詳?shù)墓适�。容庚、容肇祖和容肇新三兄弟自小跟從舅舅學習篆刻、書法、古詩文。在他的指導下，容庚專攻金石，容肇新學治印，容肇祖學古文，為日后的學術(shù)研究打下了堅實的根基。容庚屢屢感慨：“沒有四舅爾雅，便沒有容庚�！�

在這個文化家族中，鄧爾雅的女婿、黃大德的父親黃般若無疑也是重要一員。黃般若是嶺南畫壇的代表性人物，上世紀20年代，他作為“廣東國畫研究會”的核心成員，參與了與方人定的藝術(shù)論爭，名動一時，影響深遠。

鄧爾雅曾為黃般若刻了數(shù)十方“萬千”字號的印章，“萬千”是黃般若的字號，兩翁婿研文論藝，最為默契。

鄧氏、容氏家族堪稱在嶺南文化史上占據(jù)重要地位，他們的后人在多個領(lǐng)域都取得卓越成就，如嶺南畫派名家容祖椿，著名土壤學家、農(nóng)業(yè)教育家、近代廣東高等農(nóng)業(yè)教育拓荒者鄧植儀等。容、鄧后人以卓越的才華和深厚的人文修為，為國家和民族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李炳球指出，鄧爾雅是嶺南書畫篆刻界承上啟下的人物，通過他的學術(shù)淵源和藝術(shù)傳承，能折射出莞城乃至東莞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內(nèi)涵�！班嚑栄攀侨莞�的伯樂，他們都是從東莞走出的集大成式文化人物。沒有鄧爾雅，東莞的歷史文化會遜色很多。”

1954年，鄧爾雅卒于香港，享年70歲。親友知交暨文藝界人士在香港殯儀館舉行追悼會，各方致送挽聯(lián)詩詞甚多。70年后的今天，東莞中學高三教學樓旁，鄧蓉鏡、鄧爾雅曾居之地仍書香氤氳。

據(jù)東莞市莞城文化服務(wù)中心負責人介紹，鄧蓉鏡、鄧爾雅故居曾因年久失修多有破損，2013年，東莞中學籌集資金300萬元，對故居進行保護性修葺。2014年，故居被東莞市委市政府公布為東莞市文物保護單位；2019年，此處被廣東省人民政府公布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為利用好鄧氏故居，莞城近年來積極籌劃鄧爾雅的相關(guān)展覽，發(fā)揮其展示名人風采、弘揚嶺南文化的作用。

“所幸東莞對鄧氏一族的文化傳承尤為重視，祖輩留下的書畫藏品等文化財富得以陸續(xù)面向公眾展出，讓更多人知道他的故事。”黃大德說。

訪談

“保持清醒、保存國粹”的一生

黃大德：文史學者、鄧爾雅外孫

羊城晚報：能否分享您與外祖父鄧爾雅的往事？

黃大德：我只見過外公鄧爾雅一面。那是20世紀50年代初的事了，媽媽帶著我和妹妹去香港探親，順便到跑馬地奕蔭街去看望他。那時我只有八九歲，印象早已一片模糊。唯一記得的，就是他很矮、很瘦，穿著長衫，手拿拐杖，嘴巴不停地翕動，此后一年他便去世了。

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搜集外公的資料，剛開始對他的了解不多，直到近些年來編撰他的年譜、出版《鄧爾雅詩文集》，才慢慢了解他的人生軌跡，走進他的內(nèi)心世界。

羊城晚報：您主編的這本《鄧爾雅詩文集》，更直接地反映了先生的所思所想。

黃大德：外公在研究文字之外，只能靠寫稿、寫字、刻印來謀生，詩文發(fā)表量也不小。早在30多年前，我便開始在省港兩地搜集外公的文字作品，但進行得十分困難。

其一，筆名的確認是令人頭痛的問題。俗話說，文人多別號。據(jù)外公發(fā)表時所用筆名很快可以確認的有“爾雅”“萬歲”“溥”“八表”，根據(jù)文章前后可相印證的筆名有“鳳凰”，盡管很多文章的內(nèi)容、文風等都極為相似，但筆名無法確認，故不敢貿(mào)然收入。

其二，上世紀一二十年代穗港兩地的報刊本來甚多，但至今能保留下來的卻很少，絕大多數(shù)都已蕩然無存。最令人唏噓的是抗戰(zhàn)勝利后的《春秋報》，外公在該報上發(fā)表了不少文章，其中還開了“鄧齋印可”專欄，可惜的是在今天香港大學的藏報中均已不存，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只存若干。

30多年過去，在這本《鄧爾雅詩文集》中，只搜得詩詞480余首，文350余篇，約30萬字，也只好暫時畫一句號。所搜集到的詩文涉及領(lǐng)域甚廣，文學藝術(shù)、風土人情、奇聞異談、社會時政、天文地理、中外古今，幾乎無所不包。它們篇幅雖短，但皆有人、有物、有識、有情、有趣、有味。本詩文集只收錄曾在報刊上發(fā)表過的作品。至于未發(fā)表的手稿，還有多達三四萬頁，就暫未收錄了。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鄧爾雅的書法與篆刻兩者間的關(guān)系如何？

黃大德：外祖父的書法與篆刻藝術(shù)，孰為一，孰為二？很難這么分。但他晚年的學生梁潔華告訴我一個故事，她跟鄧爾雅學書法的第三天，鄧爾雅就讓她去學篆刻。梁潔華說：“老師對我說，要寫好字，就必須學篆刻�！�

可見，鄧爾雅是把篆刻視為書法之基礎(chǔ)的。但無論是篆刻還是書法，都離不開文字學的基礎(chǔ)。

羊城晚報：重新挖掘鄧老的生平事跡、傳世之作，對我們今天有哪些啟發(fā)？

黃大德：如今一些學者的心態(tài)比較浮躁，難以沉住氣坐冷板凳。鄧爾雅雖生于名門望族，但一生貧病交加，能夠在清末西學東漸的潮流中保持清醒，保存國粹、發(fā)揚國光，提升民族自信與文化自信。這一點是值得后人學習和傳承的。

延伸

鄧爾雅的“朋友圈”

鄧爾雅交游廣泛，他的一生中與眾多文化名人、藝術(shù)家和學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與合作關(guān)系�！凹o念鄧爾雅誕辰140周年特展”中最后一部分是“鄧爾雅的朋友圈”的展示，其中包括350余位與鄧爾雅關(guān)系較為密切，在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shù)史、文學史、政治史上留有痕跡的名人——羅振玉、王國維、蔡元培、張大千、黃賓虹、胡適、柳亞子……這個“朋友圈”是鄧爾雅學術(shù)成就的傳承與發(fā)展的最好見證。

鄧爾雅將嶺南印學的藝術(shù)理念和創(chuàng)作手法注入香江文化土壤，成為粵港兩地篆刻藝術(shù)的重要紐帶。他晚年寓居香港，與多位香港文化名人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如1940年與文化學者葉恭綽、歷史學家簡又文合作，在香港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這種以鄉(xiāng)緣為紐帶的文化共同體，在抗戰(zhàn)時期成為保存嶺南文化火種的重要陣地之一。

香港的印人與文博人士紛紛組團前往東莞觀展，有的一看再看。他們紛紛留言：鄧爾雅是殿堂級的人物，是粵港文化的典范。希望把鄧爾雅“請”回香港，讓更多人認識香港本土最重要的藝術(shù)家。鄧爾雅用畢生藝術(shù)實踐印證：莞港文化本就是同根同源的并蒂蓮。在同心同向共建人文灣區(qū)的背景下，這種基于人文血脈的文化認同，正轉(zhuǎn)化為推動嶺南文化創(chuàng)新的深層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