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1957年,復旦大學學生致信毛主席,認為《菩薩蠻·黃鶴樓》應修改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后,毛主席攜楊開慧女士同登黃鶴樓,為排遣心中的愁煩,抒發(fā)對革命形勢的深切憂慮,創(chuàng)作了一首《菩薩蠻·黃鶴樓》。
三十年后,一本叫《詩刊》的雜志問世,主編臧克家寫信請求將毛主席創(chuàng)作的8首流傳較廣的詩詞刊印其上,借以更正民間手抄本中的錯誤。

毛主席欣然同意,并且還另外附贈了十首自己比較滿意的詩作。不料付梓之后,卻有來自上海、江蘇、福建的三位民間人士,同時寫信指出這首《菩薩蠻》有“錯別字”,需要修改。
收到三位讀者的來信之后,毛主席對他們三人的意見作出了答復,表示同意他們的看法,并將原文做出了修改。
那么,當時毛主席改掉的究竟是哪一個字?這件事情發(fā)生之后,又產生了什么樣的后續(xù)影響呢?下面還是按照老規(guī)矩,先從毛主席的詞作本身談起。
一、《菩薩蠻·黃鶴樓》賞析
《菩薩蠻·黃鶴樓》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
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白話翻譯:
遼闊深遠的九條大河,橫貫國土疆域的中部。它們在黃鶴樓前匯集到一起,流向了長江。深遠又漫長的平漢鐵路,是橫穿中國的南北分界線。
暮春時節(jié),漢江的江面上籠罩著一片朦朧的煙雨,遠遠地望過去,前方的風景若隱若現。原本奔騰不息的江流走到這里,仿佛被兩岸的龜山和蛇山鎖住了咽喉,不得自由。

傳說中的黃鶴,早就已經不知道飛向了何方,如今這里只剩下了一座空蕩蕩的黃鶴樓,任憑游人前來觀賞。
想到這里,我不禁端起酒杯,把杯中美酒灑向滔滔的江水。心潮也追逐著那一浪高過一浪的江潮,翻滾起伏。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毛主席為詞中的“心潮”二字作注時提到,當初創(chuàng)作這首詞的時候,正是大革命失敗的前夕。
一九二七年以前,中國共產黨并沒有扛起槍桿子與國民黨一較高下的打算,而毛主席在那之前,也只能算是一個文人政治家。不料蔣介石突然背叛革命,驅逐并殘害共產黨人。
革命的道路究竟該去向何方?這是當時擺在毛主席等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艱巨的問題,因此登上黃鶴樓以后,毛主席的心情是異常沉重的,恰好當時又是一個煙雨朦朧的時節(jié)。

詞的開篇用“茫茫九派”,來描寫長江水勢之盛大。長江、黃河是中國的生命之河,也是孕育華夏文明的母親河。
“九派”的典故出自漢代的《說苑》,“禹鑿江以通于九派”。意思是說,禹王當年為了治理長江,給它鑿了九條支流。
這里說的是上古時代的先民,為了民族生存與繁衍做出的功業(yè)。
第二句寫橫穿國土南北的平漢鐵路,講的是現代人為建設家園做出的努力。
前賢與今人熱愛國家的那一片赤子之心,就像長江中的江水一樣,歷經千年風雨,仍一往無前,奔騰不息。
然而到了如今,卻突然遇到了龜山、蛇山的阻礙,于是前進的方向變得迷茫了。這是借景抒情的寫法,因為看到這樣的風景,作者產生了如此的聯(lián)想。
事實上到了這里,長江中那一浪接著一浪,奔騰不息的江潮,早就已經變成了毛主席心目中革命的潮流。

下闋開頭的“黃鶴知何去”,是化用古代典故,表達理想失落的心境。
說的是黃鶴,心中想的卻是那些為革命犧牲的共產黨人。因此才有下文中“把酒酹滔滔”,祭奠英雄的行為。
二、詞中“問題”所在
原來“問題”就出在“把酒酹滔滔”這一句上,毛主席原文中寫的是“把酒酎滔滔”。上海復旦大學的學生黃任軻在五七年讀到了這首詞,他指出“酎”是一個名詞,是古代的一種釀酒工藝。
不過毛主席在詞中用到這個字,是把它當成了動詞。但是從這個字的釋義來看,是不符合前后語境的。
故此黃任軻提出,可以把“酎”改為“酹”。后者代表把酒灑向地面,表示祭奠。
當然,借以表達把酒灑向江中,也是可以的。
與此同時,有一位來自福建的讀者,和一個江蘇小學的教師也發(fā)出了同樣的疑問。
不過又有人說,毛主席的“酎”字,是不是“酌”字的誤寫呢?

我們平時經常會用到的“斟酌”一詞里面,“酌”就是個動詞。但是“酌”的本義,是指倒酒、喝酒的動作。而倒酒的對象一般是自己,如果是江水,則意思就變成了毛主席在請長江喝酒。
因此“酌”字用到這里,顯然不符合作者本意。所以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分別向三位讀者回信,表示接受他們的建議,并感謝。后來在出版物中,就將“酎”改成了“酹”。
這件事發(fā)生以后,福建與江蘇的兩位讀者再也沒有露過面。不過
復旦大學的黃任軻后來卻在雜志上發(fā)表過一篇叫做《一字難忘》的文章,提到了這段往事。
原來當初的黃任軻,還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他在收到毛主席回信以后非常感動,一直把這封信妥善地保管著。
事后,
黃任軻還經常關注各種版本的毛主席詩詞,親眼見證了一生嚴謹的毛主席,在出版物中將《菩薩蠻·黃鶴樓》書法中的“酎”字,通過“挖補”的方式改為“酹”字。

特殊時期,黃任軻也從未把毛主席給他寫過回信的事,向旁人提起。只是一直用毛主席回信中那句“你提的意見是對的”鼓勵自己,熬過了人生中最艱難的那段歲月。
結語
其實國內的學者、詩人,以及民間的詩詞愛好者,替毛主席詩詞指出錯誤的事,并非只有這一次。
但是在此之前,郭沫若、臧克家、羅元貞等人指出毛主席詩詞中的問題,都是涉及修辭與格律方面的,屬于比較“高深”的問題。而“錯別字”的問題,是屬于基礎性的問題。
毛主席曾經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求學,后來還當過一段時間的教員。之后他在參加革命的同時,也一直沒有放棄對文學的愛好。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美國記者斯諾訪問延安時,曾提到毛主席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記憶力異乎常人”。

而《菩薩蠻·黃鶴樓》這首詞,從創(chuàng)作到發(fā)表歷經了三十年。
想必在這三十年中,毛主席一定反復誦讀、修改過多次,怎么還是會出現“錯別字”呢?
其實如果只是把“酌”寫成“酎”,的確算是寫了“錯別字”。
但如果原來寫的是“酌”,印刷時印成了“酎”,卻不能算毛主席寫了“錯別字”。
這只能算是用詞不夠妥帖,不符合詞作前后的文意而已。因為向江水中倒酒,或者邀請長江共飲,勉強還是說得通的。
但是黃任軻等三人,看出毛主席的創(chuàng)作初衷,就是想祭奠滔滔歷史長河中涌現的英雄們,以及那些為革命獻身的共產黨人。
所以黃任軻等三人指出了“錯誤”,而毛主席也欣然接受了。
從這個角度上說,此三人也算是毛主席的文學知音了。

不過在整件事情當中,最難能可貴的還是毛主席在面對別人指出自己的“錯誤”的時候,勇于接受并加以改正。
改正了不算,毛主席還寫信分別通知了這三位讀者,就等于留下了“歷史的證明”,這一點真的讓人敬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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