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偉大也要有人懂
編者按
杜甫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精神受到萬世敬仰。他畢生的饑寒流離，往往被看成造就“詩圣”的前提條件。但“詩圣”的稱號只是后人對他的人格和“圣于詩”的藝術(shù)成就的一個綜合性評價,杜甫從來沒有把自己看成超越世人的圣賢，恰恰相反，他在詩歌中塑造的自我形象，始終是一個執(zhí)著孤獨、不合時宜的“腐儒”和窮愁潦倒、寂寞困苦的“少陵野老”。
前段時間由BBC出品的紀錄片《杜甫》在各平臺被熱議，人們感慨為何與杜甫同處一個國度的我們沒能拍出這樣好的紀錄片，就像我們曾經(jīng)感慨為何與杜甫同處一個時代的人們沒能發(fā)現(xiàn)杜甫的偉大。與其身后詩名相比，杜甫生前體會更多的是一種“乾坤一腐儒”的孤獨感。
紀錄片地址：
翻譯成朝鮮語的杜詩
本文節(jié)選自葛曉音《杜詩藝術(shù)與辨體》。
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大作家都有程度不同的孤獨感，尤其是先秦漢魏六朝至初盛唐的詩人。失意困頓的遭際、缺乏同道的寂寞、對理想和操守的堅持、對世俗的洞徹和鄙視，是他們產(chǎn)生孤獨感的共同原因。
而就不同時代、不同境遇的詩人而言，其孤獨感又有不同的內(nèi)涵。提煉孤獨感的藝術(shù)方式的差異，往往會造成詩人不同的藝術(shù)個性。如屈原以香草自飾、獨清獨醒的孤潔，阮籍獨坐空堂、徘徊曠野的茫然，陶淵明面對“八表同昏”、獨酌思友的寂寞，李白天馬行空、從云端俯視人寰的清高，都與他們構(gòu)筑的獨特的藝術(shù)境界有關(guān)。
不過，雖然比興和構(gòu)思的方式不同，其藝術(shù)提煉的原理卻是相同的，這就是以詩人高大偉岸的個人形象與污濁荒漠的世俗世界構(gòu)成反差強烈的對比。這也可以說是盛唐以前詩歌浪漫精神的表現(xiàn)傳統(tǒng)之一。
杜甫同樣體嘗了屈原、阮籍、陶淵明和李白諸家大詩人的各種孤獨感，而且愈到晚年，他對孤獨心境的提煉也愈益自覺。去世前一年他稱自己為“乾坤一腐儒”，就是對自己與整個世界的關(guān)系經(jīng)過反復(fù)思考之后的最后概括。
與其他大詩人相比，杜甫最大的不同是：在個人形象和廣漠時空的對比中，詩人突顯的是自己的渺小和無力，然而其思考的深度和高度卻迥出于前人之上。
01
人生大志與政治挫敗感
杜甫一生曲折的經(jīng)歷，并非總是和孤獨感相伴隨的。大致說來，當(dāng)杜甫處境順利、不愁生計時，他對生活的濃厚興趣是詩歌靈感的主要來源；當(dāng)他身陷賊營、卷入戰(zhàn)亂時，他對國運和民生的憂慮也使他無暇顧及個人的失意。而在困頓窮愁之際、羈旅漂泊途中，對于人生歸宿的思考和尋求，才使他產(chǎn)生了強烈的孤獨感。
早年的杜甫與李白一樣，以大才自許，具有高遠的志向。當(dāng)他十四五歲時，便能“出游翰墨場”，被“斯文崔魏徒”比作班固、楊雄:
“脫略小時輩，結(jié)交皆老蒼。
飲酣視八極，俗物皆茫�！薄�
初次科舉落第，也沒有影響他對前程萬里的信心。遠望泰山時，他曾豪邁地宣稱：
“會當(dāng)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看到氣勢凌厲的畫鷹和胡馬時，便想象自己將來也會像鷹和馬一樣，
“何當(dāng)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正是這種不甘凡庸的追求，使他日后對人生的挫敗感更加敏銳。
十年困守長安期間，杜甫感受最深的是無人援引的悲哀�！皻埍c冷炙，到處潛悲辛”的遭際使他初次產(chǎn)生了沒有歸宿的孤獨感：
“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圣朝亦知賤士丑，一物但荷皇天慈。
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天寶十載獻賦長安，玄宗命宰相試文章，曾一度激起他的自信和希望：
“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
集賢學(xué)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
然而以“文彩動人主”的輝煌轉(zhuǎn)瞬即逝，
“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
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
妒才嫉賢的李林甫摧毀了他“奮飛超等級”的幻想，使他重新落入“愁餓死”的境地。
“酒盡沙頭雙玉瓶，眾賓皆醉我獨醒”，
經(jīng)過這一番挫折，此時的杜甫已經(jīng)嘗到屈原式的獨醒滋味。但是他從小立下的人生大志并沒有動搖，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他一方面抒發(fā)著仕既不成、隱又不遂的悲哀，一方面執(zhí)著地堅持自己甘愿被“同學(xué)翁”取笑而絕不放棄“竊比稷與契”的志向。這種志向已經(jīng)不是出于個人的“稻粱謀”，更重要的是發(fā)自“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nèi)熱”的浩嘆。
安史之亂爆發(fā)以后，窮愁失意的詩人又增添了一層死生無常的憂慮：
“垂老惡聞戰(zhàn)鼓悲，急觴為緩憂心搗。
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
……
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
……
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
如何不飲令心哀。”
盡管詩人此時尚未垂老，但是形貌已經(jīng)枯槁，唯恐埋沒溝渠的憂思顯然不是同飲談笑的新知們所能理解的。因此，他無論是在與家人歡聚時還是在道路奔波中，都時時懷著窮獨的恐懼：
“沉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浮生有蕩汩，吾道正羈束。
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cè)足�！�
在“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钡娜隋局�，他似乎預(yù)感到了此生因道不行而難以容身的艱辛。
從華州到秦州時期，是杜甫選擇人生道路的轉(zhuǎn)折時期。本來因逃難到行在，被肅宗授為左拾遺，在政治上有了施展的機會，此后直到兩京收復(fù)，有了一年多參與朝政的歷練。然而憑著一腔熱血履行諫臣職責(zé)，卻因疏救房琯而不小心觸到了統(tǒng)治者內(nèi)斗的痛處。從下獄到被疏救，最后被貶官疏遠，政治上的挫敗以及被眾謗所傷的境遇給他帶來的幽獨感，較之早年的窮獨失意是更深刻的：
“巢邊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
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他把中傷自己的小人比作野雀和山蜂，在經(jīng)歷了政治的風(fēng)險之后，詩人已經(jīng)體會到堅持清節(jié)的孤獨。于是，非無滄海志的詩人開始了進退之間的選擇。作于華州期間的《獨立》詩說：
“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
飄飖搏擊便，容易往來游。
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
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仇兆鰲引趙汸注說此詩“鷙鳥，比小人之媢嫉者，白鷗比君子幽放者”，這一解說雖不為無據(jù)，但杜甫在詩文中多處贊揚“鷙鳥”“以雄才為己任”“搏擊而不可當(dāng)”的“英雄之姿”，筆者以為這首詩里是以鷙鳥摩天搏擊的姿態(tài)比喻“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以河間白鷗往來容易的姿態(tài)比喻自由生活，兩相并列，暗示了仕與隱的兩種選擇。草露和蛛絲也是以天機喻人事，就像政治生涯中常遭罪名羅織，令詩人憂思萬端。思考的結(jié)果，他還是選擇了辭官：
“平生獨往愿，惆悵年半百。
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這種獨往獨來是指在精神上獨游于天地之間，不受任何外物阻礙的極高境界。西晉到盛唐又為神仙家和佛家所使用，“獨往”漸成為表示高蹈出世之意的常用詞。對于畢生未能忘其濟世之志的詩人來說，選擇隱逸出世是痛苦的。這意味著他要對前半生執(zhí)著追求的人生道路重新反省：
“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之？”
陶淵明雖然也有過貧富交戰(zhàn)的掙扎，但是他幾乎沒有問道的猶疑。而杜甫在選擇了罷官之后，卻因不知“吾道”之去向而茫然。這道，固然是實際的生存之道，更是自己的精神歸宿之所在：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
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
“大哉宇宙內(nèi)，吾道長悠悠�！�
從秦州開始羈旅漂泊的漫長道途，似乎是他一生尋求無著的象征。
杜甫在漂泊西南的十多年里，只有草堂時期的詩歌最為平和，抒發(fā)窮獨之感的詩篇較少，其余的日子幾乎都在貧病流離的境況中度過，所以孤獨感與日俱增。首先是衰病困窮、故鄉(xiāng)難歸的孤愁：
“貧病轉(zhuǎn)零落，故鄉(xiāng)不可思。
�？炙赖缆罚罏楦呷肃汀� ，
“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墻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
流落終生，到死后魂魄都不得歸去的恐懼使他越到衰年，越是孤獨。
杜甫草堂
其次是親友音信斷絕、天涯獨處的憂念：
“海內(nèi)風(fēng)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
幾個弟弟都被烽煙阻隔，而在亂離之中，朋友也漸漸凋零，自己的存亡竟無人可托付：
“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
吾衰將焉托？存歿再嗚呼。
蕭條病益甚，獨在天一隅�！�
再次是窮途漂泊、無處投奔的悲涼：
“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
嚴武和高適去世以后，杜甫在成都失去了依靠。在夔州雖然有柏茂琳照應(yīng)兩年，但也不是長久之計。離開夔州后出峽，一路尋訪干謁，但屢遭白眼，無處可以久留。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
形骸原土木，舟楫復(fù)江湖。
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
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
在風(fēng)塵漂泊之中看盡世態(tài)，尤其是各處官衙小吏的輕蔑，更加深了詩人的挫敗感：
“羈旅知交態(tài)，淹留見俗情。
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
……
狐貍何足道，豺狼正縱橫。”
寄人籬下而飽嘗炎涼的困境，使杜甫體會到阮籍在“走獸交橫馳”的世界中的孤獨。
“舟楫渺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
這兩句詩，為他前途渺茫、看不到歸宿的漂流生涯作了形象的寫照。
02
“吾道何之”的探索和疑問
除了生計無著的困境以外，杜甫最深刻的悲哀還來自于他對“吾道何之”的疑問。達與不達，只是個人的出處問題，而“吾道”是否可行，則是精神有無歸宿的問題�！爸戮龍蛩瓷�，再使風(fēng)俗淳”，是身為儒者的終極理想。因此即使在艱難流離之中，他仍然多次抒發(fā)過“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的慷慨意氣；即使棄官，他還是時時流露出 “心雖在朝謁，力與愿矛盾”的遺憾。他在從秦州到達同谷時，住在鳳凰臺下的鳳凰村。七歲就開口詠鳳凰的詩人由此聯(lián)想到西伯姬昌時鳳鳴岐山的故事，產(chǎn)生了鳳凰臺上或許有鳳雛在挨餓的奇想：
“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
血以當(dāng)醴泉，豈徒比清流？
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
鳳凰向來被儒家奉為國家祥瑞。為重現(xiàn)太平之治，他甘愿剖心瀝血，以生命來供養(yǎng)那可能被遺落的鳳雛。這就是他身在江湖依然信守的“吾道”，但在現(xiàn)實中是否行得通呢？
在開元清平年代，歷代士人理想中的鳳凰確實一度出現(xiàn)。那時天下太平，經(jīng)濟繁榮，國力強盛，政治清明。正如杜甫在《有事于南郊賦》中所說：
“蓋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
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稷�！�
多少代人幻想的堯舜之世仿佛變成了現(xiàn)實。以張說、張九齡為代表的文儒型官僚提倡的禮樂政治，既迎合了封建盛世粉飾太平的需要，也展現(xiàn)了實踐儒家政治理想的希望。他們從復(fù)興儒學(xué)的角度提倡禮樂，得到玄宗的大力支持，并成為時代的共識。由于制禮作樂需要雅頌之文的配合，“文儒”的概念逐漸形成，它的含義就是“儒學(xué)博通及文詞秀逸者” 。朝廷在開元十三年設(shè)立集賢殿書院，“延禮文儒，發(fā)揮典籍” ，專門征集鴻儒和文士。玄宗給予集賢殿學(xué)士無上的榮耀，充分肯定了文儒的政治地位和學(xué)術(shù)方向。文儒型官僚很快成為政壇和文壇的中堅力量，并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開元時代的著名詩人絕大部分受到以二張為代表的文儒集團引薦，天寶年間的文人受開元學(xué)風(fēng)的熏陶，或受開元文儒所薦舉，在所受教育、學(xué)問修養(yǎng)、政治思想等方面都具有鮮明的文儒色彩。
但是隨著張九齡的去世，吏能型官僚李林甫的登臺，開元時文儒在政治上的鼎盛時期到天寶時便一去不返了。杜甫后半生的經(jīng)歷證明在開元時期短暫的清平政治消逝之后，無論是在治世還是亂世，儒術(shù)都沒有立足之地。天寶中他和元結(jié)等文士赴京師選舉，被李林甫全部黜落，就是因為李林甫絕不會錄用借制禮作樂獻藝的文士。天寶十載，杜甫獻三大禮賦，本來已經(jīng)被玄宗命令待詔集賢院，但再次被李林甫黜落。這更說明李林甫作為一個天性忌刻的吏能型宰相，絕不會允許一個文儒通過進獻禮賦而直至青云。杜甫當(dāng)時就感嘆“儒術(shù)誠難起”，后來李林甫下臺，他又說“破膽遭前政”，說明他對前執(zhí)政者李林甫排斥儒術(shù)文章是很清楚的。杜甫的悲劇典型地反映了這一代生長于開元時期，接受詩禮教育的文人被培養(yǎng)成文儒以后，在天寶排斥文儒的吏能政治下必然陷于困頓的共同命運。
杜甫畫像，見于《晩笑堂竹荘畫傳》
戰(zhàn)亂爆發(fā)后，肅宗排斥玄宗時代以房琯為代表的文儒，重用武將和勛官，儒術(shù)更無用處。所以杜甫深深感慨：
“兵戈猶在眼，儒術(shù)豈謀身。”
他雖然自比稷契，期望大用，但在實際的官場事務(wù)中又無可為用：雖然一度在肅宗朝做過拾遺，卻因為疏救房琯而成為朝廷政治鉤心斗角的犧牲品；在華州做地方官，又耐不住簿書的煩勞；在幕府參謀，更是“深覺負平生”；到白頭為郎時，已是有心無力。杜甫致君堯舜的大志是開元一代文儒的共同志向，而杜甫仕途的坎坷也典型地反映了文儒理想與現(xiàn)實政治之間固有的矛盾。但是詩人一直以文儒士自居，戰(zhàn)亂初起時，他說：
“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
中原正格斗，后會何緣由。
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
感傷文儒士趕上這樣的戰(zhàn)亂，已經(jīng)難料此生的沉浮。到臨終前兩年，他仍然說：
“推轂幾年唯鎮(zhèn)靜，曳裾終日盛文儒�！�
深深懷念那個文儒鼎盛的時代。杜甫在文儒政治的氛圍中長大，與他關(guān)系較深的房琯、嚴武之父嚴挺之都是文儒的代表人物。因此他晚年對于盛唐的懷念，始終定格在一度實現(xiàn)了文儒理想的開元時代。但是即使戰(zhàn)亂結(jié)束，太平再現(xiàn)，文儒之道是否就能用世呢？天寶時代還算是太平之世，卻沒有文儒生存的空間。以至杜甫在早年就曾憤憤地喊出過“儒術(shù)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這兩句詩看似醉言，其實是畢生埋藏在他心底的疑問：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
德尊一代�？部�，名垂萬古知何用？”
羲皇之道加屈宋之才，正是文儒的最高典型。然而德尊一代者雖能名垂萬古，生前卻往往坎坷失意。更何況生當(dāng)亂世，直到臨死還看不見太平的希望，那么身為文儒士的現(xiàn)實意義究竟在哪里呢？難怪漢高祖說，為天下者不用腐儒。當(dāng)杜甫晚年總結(jié)生平，自嘲為“腐儒”時，應(yīng)當(dāng)是徹悟了“文儒士”的這一悲劇和根本矛盾的。
杜甫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也是文儒的悲劇�！拔岬馈敝恍惺顾荒軐覍易鞲F途之哭，發(fā)歧路之悲：
“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
“蒼茫步兵哭，展轉(zhuǎn)仲宣哀。
……
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
君主昏庸，官資濫進，樞要皆為武夫，伊周之位已再也用不著屈宋之才。以文儒而致君堯舜的理想被現(xiàn)實徹底粉碎。
“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
飄飖風(fēng)塵際，何地置老夫？
于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
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愿余�！�
天下雖大，卻不但令他無處容身，甚至令他感到生為附贅懸疣。但是“腐儒”二字雖然概括了杜甫一生的悲辛，他卻仍然以腐儒的道而自傲：
“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
依靠武功謀富貴的將士，哪里懂得書生自有不同的“道”呢？
“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
稷契易為力，犬戎安足吞。
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
盡管腐儒至老無成，但是他依然相信洗凈乾坤、安定天下的根本還是要依靠儒家理想的稷契大才。
“嗚呼已十年，儒服敝于地。
征夫不遑息，學(xué)者淪素志。
……
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yīng)棄�！�
中興不能拋棄孔門之道，這是他的精神支柱。正是這道，給了杜甫終生不懈地批判時弊的勇氣和關(guān)切國運民瘼的熱情。正是對“吾道”的堅信，使他能將一介腐儒置于廣大的乾坤中自我觀照。腐儒雖然渺小，但是他所恪守的道是至大無邊的可以拯救乾坤的真理。正如他自己所說：
“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乾坤又可以成為腐儒的囊中之物。這就是“乾坤一腐儒”這一理念概括的深厚內(nèi)涵。正因如此，后人才會從這一對比中看到詩人的經(jīng)緯天地之志，以及包容乾坤、與元氣同在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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