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20日，一場題為“詩歌與明清女性文化”的研討會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舉行，這是英語學界關注明清女性文學和性別文化的研究者首度齊聚一堂，會議論文后來以專號的形式刊發(fā)于英文期刊《清史問題》（1992年第13期）。為專號撰寫“導言”的漢學家費俠莉（Charlotte Furth）指出，這一主題的研究使大量明清上層婦女的文學作品“重見天日”（recovery），而這些古典詩詞里的女性聲音，為探索她們的智識和社交世界提供了新契機。同樣在1990年，加拿大華裔學者方秀潔（Grace Fong）在一場北美宋代詞學會議上報告了《論詞的性別化——她的形象與口吻》一文（英文版1994年，中譯文2003年），研究詞如何從男性視角轉移到女性聲音，從此開啟了她接下來數(shù)十年的研究明清女性之旅。在其為《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英文版2010年；中譯本2014年）編著所寫的“緒論”中，方秀潔認為，以胡文楷（1901–1988）為代表的國內學者早已著手對古代婦女著作進行過系統(tǒng)整理，因此更確切地說，明清婦女著作在海外是經(jīng)歷了一個“重新發(fā)現(xiàn)”（rediscovery）的過程。

盡管兩位學者的不同用詞在內涵上并沒有實質性的區(qū)別，但對于方秀潔而言，重訪明清婦女著作的意義顯然遠非僅限于為籍籍無名的才女作傳、或是為這些女性的才學文章背書；她更關心的是女性文本生產的社會文化意蘊：“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對女性自己記錄下的言行、思緒以及際遇等加以重視，才有可能解構那種過于簡單化的成見，因而獲得一種不同于既有觀念的認識，揭示出中國社會與文化經(jīng)緯的復雜多樣�！保ā犊缭介|門》，頁3）這種強調“重新發(fā)現(xiàn)”的思路集中體現(xiàn)在方氏的專著《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別身份、能動主體和文學書寫》（后簡稱《卿本著者》，英文版2008年；中譯本2024年）。該書以士紳階層的女性詩文集為主要分析材料，從節(jié)婦自傳、妾婦創(chuàng)作、行旅書寫、文學評論與編輯這四個主題來探討文學書寫之于明清女性的意義。作者將女性書寫視為一種文化實踐形式，力圖闡明女性創(chuàng)作的運行機制，觸及文本的社會與文化動力，回應文學研究的“文化轉向”趨勢。

一、女性聲音與能動主體

出現(xiàn)在《卿本著者》英文書名里的關鍵詞“能動性”（agency）貫穿于全書對女性著者的文本分析。“能動性”觀念（或表述為“自我性”/“個體性”/“主體性”）指的是自覺采取行動的能力與意愿，有助于闡釋本書的中心議題——女性在規(guī)范化的性別秩序中對不同身份的自我表征/再現(xiàn)（self-representation）。這一議題將具有文化身份的“著者”（對應書名中的“author”）與女性著作中刻畫的主人公“卿”/“自我”（對應書名中的“herself”）區(qū)分開來。前者強調的是女性的文本實踐，后者強調的是女性角色的社會書寫，這種區(qū)分將明清文學女性在儒家正統(tǒng)價值體系中“自我賦權”（self-empowerment）的努力與妥協(xié)同步展現(xiàn)出來。在討論作者如何運用這一概念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其學術理路。

李小榮在《女性聲音與主體：西方漢學研究明清女性詩歌的理論與方法》（2013年）一文里曾提到美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和后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指出歷史的發(fā)展和文學的創(chuàng)新瓦解了對于“能動性”等同于消極反抗現(xiàn)有秩序的預設，“也許個人不能完全脫離意識形態(tài)和流行話語，但是語言的工具性和開放性，以及意識形態(tài)的多重性、復雜性，可以使個人有在各種主體之間選擇、游移的可能性，并運作各種流行話語或解構、建構各種主體。”（《女性聲音與主體》，頁15）她指出明清女性文學為“能動性”理論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特別是考慮到儒家的性別秩序以及與之相關的女性關于著者權的焦慮。在此語境下探討女性經(jīng)驗可以卓有成效地觀察性別如何影響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實踐，進而促進文學和社會性別文化研究的新發(fā)現(xiàn)。

文學研究者雷麥倫（Maureen Robertson）在這方面有開創(chuàng)之功，其經(jīng)典之作《改變主體：作者序與詩中的性別和自我書寫》（Changing the Subject: Gender and Self-inion in Authors’ Prefaces and ‘Shi’ Poetry, 1997）對女性詩人的自我再現(xiàn)分析，便區(qū)分了女性詩人主體身份的不同層次：一是存在主體，即文本之外的現(xiàn)實生活中的詩人；一是作者主體，即存在主體所扮演的著者角色，通常借序言發(fā)聲；一是文本中的主體，即詩歌中構建的各種身份、形象。李小榮認為雷麥倫的文章回應了女性主義對主體政治的理論，具體闡明女性主體的錯綜復雜，并揭示女性通過文學改寫與發(fā)明展現(xiàn)積極的創(chuàng)造力。

同在上世紀90年代，史學界對中國女性的研究也受到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啟發(fā)，進而探索能動主體議題。代表性學者高彥頤（Dorothy Ko）在其先鋒之作《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英文版1994年；中譯本2004年）中借鑒人類學家Jane Monnig Atkinson的思路采用“雙焦點”歷史視角，將傳統(tǒng)時期的女性視為“受害者”與“能動者”（agent）的結合，修正了五四話語視傳統(tǒng)社會女性僅僅作為受害者的刻板印象，從儒家的理想模范、女性的實踐活動、女性的自我認識這三重維度，生動地闡釋女性著者與社會期待不斷調適、磨合的歷史。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引入了瓊·斯科特（Joan Scott）影響深遠的性別分析框架，重點剖析在17世紀明末清初語境下的“規(guī)范化概念”（來自儒家經(jīng)典與教義）、“社會組織與機構”（諸如親屬體系或教育制度）和“主觀認同”/“主體身份”（反映在女性著作里）之間的動態(tài)關系。

高彥頤認為，文學活動賦予明清之際士紳家庭的女性詩人超越其所在家族或所處時代的更為廣闊空間的一種身份。這些女性所受的教育及其所抒發(fā)的感想更接近同時代的男性文人，而非道德范本中終日囿于內闈、操持家務的女性楷模。因此，這些女性的主體身份應當被置于她們堪與男性比肩的成就（例如文學創(chuàng)作）之中來理解，具體反映在她們與男性的文字交流、自身學習和傳授書畫技藝的意愿、鼓勵志趣相同的女性友人增進藝術鑒賞能力等方面。盡管這些行為、志向、情感突破了傳統(tǒng)的性別角色，與儒家正統(tǒng)學說的理想女性形象并不契合，但是因其表現(xiàn)出的謙卑以及對傳統(tǒng)秩序的主動接納和維護，因而受到儒家禮教的默許。

對于女性“主體身份”的研究之所以成為可能，得益于規(guī)模顯著的女性詩文集的存世。正如曼素恩（Susan Mann）在其代表作《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后的中國婦女》（英文版1997年；中譯本2004年）提到的，將女性文本納入分析范疇可以“觀察在一個儒家規(guī)范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中，女性怎樣陳說她們心目中的價值和意義。”（《綴珍錄》，頁4）在這種研究取徑下，女性著者的能動主體議題成為理想的切入點。以《卿本著者》第二章“從邊緣到中心：妾婦的文學使命”為例，作者聚焦浙江平湖顯族之后陸烜之妾沈彩（1752年–？）的《春雨樓集》，深入挖掘沈彩的創(chuàng)作所投射的傳統(tǒng)禮法意涵。妾婦在禮法上的邊緣從屬地位，使其“在情感表達上擺脫女子恭順卑謙的正統(tǒng)束縛時也似比正室嫡妻要更為自如”（頁83），使其主體身份的塑造更自由，因而也使其成為觀察女性著者“能動性”的有利位置。

與要么算計大婦、要么遭嫉受害的刻板姬妾形象不同的是，《春雨樓集》中呈現(xiàn)的沈彩與夫君或是嫡妻的相處，大抵都是和睦而親密的；陸烜的正室彭貞隱指點沈彩讀書習字的畫面，甚至讓人聯(lián)想到慈母課女的場景。當陸烜離家在外時，彭、沈二人則彼此陪伴。陸家的詩書氛圍與情感紐帶為沈彩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寬松的環(huán)境，鼓勵了其對“閨情體”詩歌的仿寫。因而沈彩能夠欣賞自我身體和才華，她的文學語言（如“春雨”暗喻房事）和意象（如“春山”暗喻酥胸）大膽地表現(xiàn)了男女情愛與身體誘惑，她還直言在“春日”里自己“欲寫春詞”，這些都成為其自我再現(xiàn)的生動體現(xiàn)，自然而然地將女性從被動的情色客體轉變?yōu)橐栽娢闹鲃颖磉_自我的欲望主體。作為著者的沈彩還親自參與個人文集的編輯、出版，也有詩歌評論傳世。盡管從理論上看，她的性別和地位在禮法等級框架中居于不利的位置，但其在家庭成員的支持下贏得文學和藝術聲譽的事實，又成為儒家性別秩序別具彈性的例證，呼應了高彥頤對于傳統(tǒng)女性以創(chuàng)作突破傳統(tǒng)性別角色的觀察。

與沈彩相比，書中第三章《著寫行旅：舟車途陌中的女子》論及的晚明重臣葛征奇（？–1645）的妾婦李因（1616–1685）對能動性的表達則隱晦得多。不同于身處閨閣的沈彩，李因隨夫赴各地履職，游走于各種社交場域，因而得以在詩中著意刻畫身為行旅者的經(jīng)歷與情感，“在男性與女性書寫的旅行詩傳統(tǒng)中協(xié)商與建構她的個體身份”（頁142）。這些詩作在漂泊無定的旅途中塑造了一個有序、雅致的文化空間，也許是為了這種整體的秩序感不被破壞，李因并沒有在詩文中直接留下途中遇兵亂而受傷的記錄，而是借由黃宗羲（1610–1695）的傳記使那段兇險的遭遇為人所知。在這個例子中，施展才情的行旅主體超脫于動蕩的時局。雖然妾婦身份對于沈彩和李因的書寫意義有所不同，但是兩者都憑借詩歌主題和語言技巧塑造出與傳統(tǒng)閨秀有所不同的女性主體身份；與此同時，像陸烜、黃宗羲這些男性文人的襄助，亦在不同程度上介入到婦女能動性的表達之中。

二、女性文化與性別意識

在能動性討論的基礎上，《卿本著者》一書拓展了學界對明清女性文化的討論，特別是第四章《性別與閱讀：女性詩歌批評中的范式、修辭和群體》所涉及的女性共同體議題。在本書面世之前，孫康宜、高彥頤、曼素恩、特別是魏愛蓮已經(jīng)在研究中觸及女性的編輯活動，方秀潔進一步指出女性通過編輯和評論活動，能夠將女性的話語空間“轉化為一個彼此互聯(lián)共通、表達更多特定女性指向文學觀點的公共群體場域�！保�頁152）她分別考察了每位女性各自側重的編輯策略：沈宜修（1590–1635）的《伊人思》主要考慮的是詩作的留存及其與女詩人的私人共情，詩作的批評鑒賞并不是重點；季嫻（1614–1683）的《閨秀集》以教導愛女賞詩為名、行取舍評鑒之事，以謙遜之姿品論美學風格，引起讀者對詩作文學價值的關注；王端淑（1621–約1680）的《名媛詩緯》提供不止詩作，還列入詩人們的生平傳略，凸顯道德基調；沈善寶（1808–1862）的《名媛詩話》集前述三部選集之大成，通過呈現(xiàn)女詩人之間的關系網(wǎng)絡，構建女性文學共同體。通過解讀以上四部女性詩選評注的形式與修辭，方秀潔呈現(xiàn)女性對“權威性、能動性、共同體性”的感知（頁153），進而揭示明清文學生產中之于性別差異的漸增意識，以及女性在傳統(tǒng)角色之外，以編纂者的身份集中呈現(xiàn)女性著者生平以及文學創(chuàng)作這些自我賦權的新嘗試。

第四章對沈善寶的討論最為深入。作者此前已對沈善寶的詩學實踐有過考證與詮釋（參見《書寫自我、書寫人生：沈善寶性別化自傳/傳記的書寫實踐》，英文版2000年；中譯文2016年），可與本章參照閱讀。書中關于女性共同體的思考來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體”啟發(fā)，有助于理解詩詞之于女性著者們跨越時空之隔建立聯(lián)系之用，“身在其中的士紳精英階層知書達理的閨秀才媛，能夠超越血緣關系與社會體系的既有限制，而以其能文善詩之技來想象自己與她人歸屬于同一族類”（頁181）。在這種連結松散的“話語場域”（discursive field）中，像“名媛”這類詞匯即成為這個群體的共同稱謂，由選集編者所定義的一種主體身份。

在作者的論證中，這種主體身份一方面具體表現(xiàn)在因年代不同而無緣與沈善寶結識的歷史上的女性著者們。這些閨秀或以家族世系為基礎，通過詩文創(chuàng)作與分享，彼此交游并成集群發(fā)展之勢；或以婦德、才情為資本，以特定身份（如“閨塾師”）、特定主題（如“悼亡詩”）被集結呈現(xiàn)。另一方面，這一主體身份還體現(xiàn)在對其同時代女性的記錄。這些記錄中除了以上提及的家世、德行、才學這些構筑共同體的元素之外，還增加了情感紐帶，“她們彼此守望相助，通過寄詩贈文來互通音信，維系聯(lián)系”（頁189）。在方秀潔看來，沈善寶錄其親朋摯友的這些條目頗有“日記風格”，具有“個人化”色彩，通過女性詩作中的個體經(jīng)歷表達彼此間的惺惺相惜之情。

清代年輕女子

在“個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下，作者提出了“個人的即批判的（The personal is the critical）”的說法，以期更進一步理解沈善寶的“個人化”評論風格。不過，受限于《名媛詩話》的文本特征，這些條目呈現(xiàn)的“批判性”實際上相當有限。正如作者也提到的，沈善寶“以留存才媛文學遺產為務，而文學批評退居其次，故而其評注之語往往簡略乃至通俗，且不吝溢美之辭”（頁180–181）。這些與沈善寶同時期、以《名媛詩話》的編纂為動因而聚集在一起的、沈善寶同時期的女性著者，除了呈現(xiàn)給世人一張超越家庭和地域、流動開放的人際關系網(wǎng)絡之外，還能揭示出女性文化的何種面向，這一點仍有待繼續(xù)探索。

將這一女性共同體的研究置于學界對明清“女性文化”的討論之中，又會出現(xiàn)另一個被反復討論的議題：女性對自身性別的意識如何在儒家的父系制度下得到表達？一方面，以文學創(chuàng)作為主要表征的“女性文化”與儒家正統(tǒng)價值體系仍存在依附關系（Charlotte Furth, 1992），曼素恩以常州張門才女為例，更是明確指出文化傳統(tǒng)給予女性創(chuàng)作的深厚土壤（《張門才女》，英文版2007年；中譯本2015年）。另一方面，婦女的自我性別意識和獨特性不該被忽視，高彥頤尤其談到女性文化的獨特價值正是建立在女性作為著者、編者、讀者的共同愛好基礎之上。在編纂詩選基礎上構建的女性共同體為此提供了實證。

不過，在第四章的例子中，除了僅有一處論及沈善寶在與張門才女之一張䌌英的文學交流中直接“投射自我對性別不平等特有的憤懣之情”（頁193）外，沈氏的性別意識更多地是通過文本形式、內容目次與編排架構、稱謂用詞等側面得到反映（關于沈氏的其他表達不滿于性別不公的詩作，見李小榮：《英雄主義的性別化：明清女性的〈滿江紅〉詞》，英文版2005年；中譯文2022年）。例如方秀潔認為沈善寶以“繼室”而非“側室”來指稱顧太清（1799–約1876），并且對吳藻（1799–1862）婚嫁之事閉口不談，實則是通過這種筆法表達出其對社會將女性污名化的無聲抵制（頁191）。受寫作當時的資料所限，作者并未就沈善寶的文集刊印情況做更細致的分析，不過考慮到圍繞其作品的未解之謎（《名媛詩話》在沈善寶離世十七年之后才得以付印，而且其《南歸日記》未被刊印傳世，筆者據(jù)此推測這與沈氏個人意愿或其族內男性的態(tài)度有關），才名遠播、交游廣泛的沈善寶對性別意識的表達，仍相當自覺地嵌入儒家正統(tǒng)的性別規(guī)范秩序中，而且其著作傳播可能也主要仰賴于男性親友的資助。即便如作者所說，重視詩才的沈善寶與強調德范的惲珠（1771–1833）有所區(qū)別，但就女性在父系制度下對性別角色的表達來看，兩人的區(qū)別并不是涇渭分明的。誠如李小榮所言，“也許并沒有一個獨立在意識形態(tài)和話語之外的女性原生態(tài)”（《女性聲音與主體》，頁10），女性著者的創(chuàng)造力與男權社會的價值觀始終處于這樣一種動態(tài)平衡之中。

三、自我表征和文以銘世

方秀潔在自述學術心路時，曾提到自己搜集明清婦女著作是希望探討歷史上的女性如何在詩文中進行性別化的表征/再現(xiàn)（《致謝》頁1）。在其早期的代表性研究中，她注意到沈善寶將時間序列作為其《鴻雪樓詩選初集》編排的依據(jù)，并且通過長篇散文體序言和在詩行間和文本內插入注釋，有效地將這部詩集轉變?yōu)樽詡餍缘膶懽�。她認為沈氏以寫作來“銘刻自我，通過各種方式向后世讀者與詮釋者暗示了寫作中自我的具體體現(xiàn)——特別是，銘刻進文本中的性別化生活�！保ā稌鴮懽晕�、書寫人生》，中譯文2016年，頁233–234）這樣的例子在女性詩文集中并不鮮見。

與由他人書寫的傳記相比，詩歌才是進入明清女性著者內心世界的更直接途徑，是其自我表征/再現(xiàn)的主要載體。將詩歌作為“內心史”（interior history）的觀點（參見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象——自傳詩》，英文版1986年，中譯文1996年）和將別集作為自傳性書寫的方法，為本書提供了整體的概念框架。第一章《詩中人生：甘立媃（1743–1819）之傳/自傳》是最為典型的例子，以編年次序清晰、凸顯自傳性維度的稀世文集《詠雪樓稿》為中心，結合甘立媃生平家世的其他文獻，旨在理解其延續(xù)一生的自我再現(xiàn)。文集按照她的人生階段被分成四卷，每個卷名生動地展現(xiàn)了其“婦功”實績，呼應其人生不同階段在家族中的身份地位：《繡余草》中在女紅之外堅持練筆的天真少女，《饋余草》中享受婚姻之樂的賢內助，《未亡草》中獨自撫育幼孩的孀婦，《就養(yǎng)草》中從子宦游、虛懷佐政的縣令母親。這種終其一生的寫作實踐，不斷強化著她的自我意識，塑造著她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角色扮演。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甘立媃通過文字書寫進入公共領域，輔佐兒子政務并得到百姓認可。她的“外交”角色得益于其作詩才華，這對其子的地方施政與聲望至關重要。一方面，她對自身的性別限制有明確的認知，例如她用“再生緣”來隱晦表達建功立業(yè)的渴慕；另一方面，她更意識到文學創(chuàng)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自己的夙愿，因此除了日常寫作之外，還在自己六十、七十大壽之際賦長詩以自陳心跡，毫不諱言自己（特別是在守節(jié)期間）為家族所做的貢獻。藉由一生的寫作，甘立媃找到了在既有社會體系中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文化渠道。

將自我的良苦用心置于家族等級秩序的這種表達策略，亦體現(xiàn)在第三章論及的邢慈靜（生活于17世紀初）的作品中。這種敘述方式使其攜幼扶柩還里、將亡夫歸葬故鄉(xiāng)的不易之舉能夠為后代所銘記，同時又不至于顯出自我吹噓之嫌。作者更進而推測，邢慈靜或許還意圖通過自己的行旅記錄，代丈夫控訴因官場失意而英年早逝于異鄉(xiāng)的不公現(xiàn)實。無論這是否是她的初衷，從結果來看，邢慈靜的確如甘立媃一樣，通過文學書寫再現(xiàn)自我，既為自己發(fā)聲，也為家庭留下了或深或淺的歷史印記。

與第三章論及的晚明王鳳嫻相比，甘立媃的詩文刊印經(jīng)過更意味深長。來自江南重鎮(zhèn)的王鳳嫻，作品廣泛見于前述若干女性詩選，然而其大部分詩文未能傳世。據(jù)其弟稱，她曾有意將數(shù)十年間有感而發(fā)的詩作付之一炬，后被其弟制止，而以《焚余草》為名刻集。無法得知王鳳嫻的“婦道無文”（頁134）之說是真心認同，還是假意托詞。不過，明清女性著者對于文集出版的態(tài)度的確是矛盾的，這與當時圍繞著女性“才”“德”的爭議密切相關。然而，這種爭議不應該被簡單地視為來自保守勢力對女性才學的敵意。曼素恩指出，以章學誠（1738–1801）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其時代的女性在男性世界追名逐利的影響下日益變得功利，遠離了婦道的應有之義。（《章學誠的〈婦學〉：中國女性文化史的開篇之作》，英文版1992年，中譯文2021年）孫康宜同樣認為，與其說章學誠是在批評其同時代的女性，不如說更主要的是針對當時因文學聲望而表現(xiàn)張揚的男性文人，例如擁有眾多女弟子的袁枚（1716–1797）。在章、袁二人之間、對“才”“德”持較為折衷態(tài)度的例子有編纂《國朝閨秀正始集》的惲珠，而其在某種程度上顯得比男性更“保守”。（參見孫康宜的論文“Ming-Qing Women Poets and the Notions of ‘Talent’ and ‘Morality’,” 1997）盡管難以衡量這一爭議對于不同女性在創(chuàng)作上的影響，不過整體的輿論環(huán)境還是傾向于將“德”置于“才”之前的優(yōu)先地位。

從作者的分析來看，與章學誠同時代的甘立媃的詩作并非上乘，表現(xiàn)為“煩言碎語、平白如話乃至樸實無華的風格彰明較著”（頁65）。然而詩學藝術的平平無奇，并沒有打消她將作品傳之于世的念頭。她曾在序言中自白，并未希望與古代才女相媲美，“她試圖成為自己生活的著者，首要強調的是其文化價值而非文學價值”（頁66）。與生活在晚明的王鳳嫻相比，甘立媃生活的乾嘉時期政治相對穩(wěn)定，這種穩(wěn)定正向的大環(huán)境或許促成了其詩稿的刊刻與傳播。另外，她的自傳敘述得以傳世，或許還歸功于其子金榜題名并被授予官職，“兒子就是她的‘成果’”（頁55），這為她提供了安享晚年、醉心于文人雅好的社會地位和物質基礎。

盡管王鳳嫻也在孀居中獨自將幼子拉扯成人，然而其子未曾在科舉會試中及第，也無法為她提供更多的社會文化資源。從這個角度來看，“擁有一個立身于世的子嗣至關重要”（頁64），有助于女性的個人聲音為世所銘記。當然，如果對比作者在第二章對沈彩（與甘立媃生活于同時代）的論述，不難發(fā)現(xiàn)，子嗣盡孝與文集傳世之間并非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凹�女詩人、書法家、鑒賞師與抄謄者于一身”的沈彩從未從母性的角度來構建自己的主體身份，究其原因，如果不是其確實未曾生育的情形（無據(jù)可考），便極有可能是身為庶母的尷尬的社會與情感處境，擠占了母性表達的現(xiàn)實空間。盡管如此，沈彩的文集在其生前更迅速地被刊印傳播，閱者甚眾，很可能還為家庭帶來經(jīng)濟收益。由此來看，女性著者的自我銘刻方式，由時代、空間、地位、家人態(tài)度和資源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因而呈現(xiàn)出復雜多元的面貌，也值得更進一步挖掘。

結語

在上世紀90年代，當明清女性著作研究在海外起步時，大多數(shù)文本并未公開，即便是與此相關的兩部標志性論文集（即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97和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 1999），對女性文本的利用仍相當有限。為了使更多同行能更便利地接觸到大批數(shù)量可觀但館藏分散的文本，發(fā)掘其中獨特的女性聲音，從2003年起，方秀潔依托麥吉爾大學與哈佛燕京圖書館建設“明清婦女著作”數(shù)據(jù)庫。在此后的二十年間，共將431部來自多家圖書館的女性詩文集數(shù)位化并全球公開，目前仍在持續(xù)更新。此外，方秀潔和伊維德（Wilt L. Idema）合編有《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清婦女著述匯刊》（2009年），在推動明清婦女著作的利用方面，走在學界前列�！肚浔局�者》可謂是這項國際合作數(shù)字工程的首部研究成果，將以高彥頤和曼素恩為代表的學者對中國古代女性歷史的修正式（revisionist）探索和重寫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本書不僅講述諸位女性著者的經(jīng)歷，還探究她們創(chuàng)作實踐的方式，更試圖尋求“講述她們的方法”（頁4）。通過結合地方志、家族文獻等女性文集之外的史料，方秀潔對這些女性著者“能動性”的詮釋，兼顧了文學修辭和歷史語境的雙重考量。她從文化實踐的角度，探討女性如何憑借自我銘刻的文學書寫來展現(xiàn)主體身份與性別意識。除了將西方文藝理論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到對明清婦女著作的分析之外，本書的英文版還首次翻譯了數(shù)量可觀的女性詩文，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華古典詩詞文化在英文世界的傳播。

自從《卿本著者》的英文版問世以來，海外漢學界對明清女性書寫文化的研究持續(xù)深化，將女性著者的文化實踐落實到更為詳細的專題討論中，如李小榮、王燕寧、楊彬彬等分別從“閨”閣詩歌、游記、傳記等角度考察女性的能動主體。最新的集體成果體現(xiàn)在去年以《對著者身份與能動主體的再思考：明清時期的女子與性別》（Rethinking Authorship and Agency: Women and Gen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為主題發(fā)表于《中國文學文化》（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的一期特刊文章，將對性別書寫的文化考察拓展到更為具體的時空維度，回應此前研究備受關注的才學與德范、挑戰(zhàn)與妥協(xié)、閨門的內與外等經(jīng)典議題。

需要指出的是，將女性詩文集視為自傳性文本的研究方法，呈現(xiàn)的主要仍是女性著者或其文集資助者所刻意篩選、編輯、拼接的聲音與形象，與作為“存在主體”的著者本人并非完全一致。女性在現(xiàn)實世界里談及的有關性別、階層、時局等方面的思想見聞，甚至一些情感表述，都有可能在文集刊印的過程中被改寫、被過濾以致湮滅不聞。為了應對女性傳世文本的這種局限性，將文本解析與歷史語境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成為勢在必行的研究趨勢。隨著史料來源的多元化，加之現(xiàn)代數(shù)字化技術的應用，女性個體的生命歷程及其交游網(wǎng)絡將得到更為系統(tǒng)、直觀的呈現(xiàn)。有理由相信，在個案研究不斷深入的基礎上，對于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文本、生活、思想等多方面的解讀也將推陳出新，這或許將更好地引領今人通往明清女性著者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