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波蘭來客》
2016-06-25 中華散文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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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來客》
北島
飛機著陸一小時了,仍不見影子,讓我捏了把汗。美國國會剛通過的限制移民的法案,由電腦網(wǎng)絡(luò)輸進所有機場移民官員的大腦,映在臉上,肯定雪上加霜。老劉終于從自動門探出頭來。八年沒見,他明顯蒼老了,讓我想起他父親。他穿的竟是那件七十年代就穿上的土黃色羽絨服,領(lǐng)子很臟,袖口磨破,好像有意嘲笑由林同炎先生設(shè)計的舊金山國際機場,旅客們正由此飛向未來。
我們開車回到過去。他一上車就要抽煙。無奈,只好開窗,煙縷在風中急劇抖動。屈指一算,我們認識已有二十五年了。一九七二年春天,中學同學唐曉峰神秘地告訴我,他的鄰居是地下藝術(shù)團體“先鋒派”的“聯(lián)絡(luò)副官”,這兩個稱號具有同樣的吸引力。老劉在工廠當鉗工,但文質(zhì)彬彬,像個舊時代的文人。他剛從大獄里放出來,因反動言論關(guān)了三年。有幸和不少文化名人關(guān)在一起,關(guān)出不少學問和見識。他仍像個犯人,縮在雙層鋪和小書桌之間,給我講獄中的故事,他立志要寫出來。經(jīng)他介紹,我認識了“先鋒派”的“猴子”——也就是后來的芒克,又通過“猴子”認識了彭剛,其實“先鋒派”也就這兩位,再加上聯(lián)絡(luò)副官,三人行。
第二天,老劉系上圍裙,麻利地操刀掌勺,給我們做飯。他在波蘭開了家中國飯館,生意興隆。一九九O年夏天,他無法忍受國內(nèi)的沉悶氣氛,去了匈牙利,混了半年,又轉(zhuǎn)戰(zhàn)波蘭。詩人一平,跟我講起在波蘭的奇遇。街上問路,他正好問到一家中國飯館。有人應(yīng)聲,從地下推開扇窗戶,爬了出來,滿臉煙熏火燎,露出白牙——正是老劉。先有免費打工的鋪墊,才有后來的發(fā)展。他攢錢,在大學區(qū)盤下家小館子,當起廚師、紅白案、采購、會計,兼老板。
老劉的變化讓我目瞪口呆。八十年代,我們這幫人里,頂數(shù)他日子過得滋潤。他為香港中新社到西藏拍紀錄片,賺些外快,購置了電器和羅馬尼亞家具。要說不在錢多少,而是一種態(tài)度:人生難得幾日閑。他經(jīng)常備上酒菜,請朋友聚聚。他說話和時代節(jié)奏成正比。起先慢條斯理;商業(yè)浪潮來了,帶有間歇性停頓;他卷起鋪蓋上路了。
和老劉相比,實在慚愧。在國外,除了靠獎學金,靠母語在學;旎,我還能干什么?所謂先生存,后發(fā)展。文人自己種稻做飯,自然不必“為五斗米折腰”。對美國,老劉最初的反應(yīng)是謹慎的。他仔細比較價錢,從生姜到汽車;他收集飯館的菜單,留意報紙上的分類廣告。我終于從他眼睛里看到了什么。我也從歐洲過來,知道一個中國人在另一古老文化中的失語狀態(tài),知道那隨經(jīng)濟浮動的排外情緒,也知道新大陸呈現(xiàn)的種種幻象。老劉想和他的美國夢一起留下,但美國移民局的答復(fù)是:您留下夢,走人。
七十年代,我和老劉常結(jié)伴出游,去過白洋淀、五臺山等地,沒想到如今可走遠了,遠得望不到家、回不成家或干脆不想回家了。七五年秋天,我和父親吵架,一怒之下和老劉上了五臺山。那頹敗的廟宇和稀疏的松柏沐浴在夕陽中,呈凄涼之美。我們認識不少和尚,多是農(nóng)家出身,質(zhì)樸可親。有位尼姑是四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學生。為何出家?必有一段隱情才是。
在昏暗的光線下,她滿臉褶皺,目光清澈。談得投緣,我們把一本任繼愈關(guān)于佛家思想的書送給她。最后錢用光了,我們經(jīng)大同扒火車回北京?斓奖本⿻r,我們?yōu)樵谀膬禾嚦沉似饋。老劉?zhí)意要在遠郊的小站下,我認為目標太大。倆人臉憋得通紅,怒目相視。最后還是在北京站下車,翻墻逃脫。拐進前門一家澡堂子,泡了個熱水澡,躺在鋪板上,抽煙,望著天窗,我們才開始說話。
話說回來了,那時我們有夢,關(guān)于文學,關(guān)于愛情,關(guān)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老劉的兩次婚姻都失敗了,F(xiàn)任妻子和他在一起開飯館,僅僅因為在國外手續(xù)復(fù)雜,離婚一拖再拖,拖得兩人都沒脾氣,只能將就。情人節(jié)快到了,我女兒偷偷問我:“為什么劉叔叔買了兩張情人卡?”我怎么解釋?一張給妻子,出于習俗和生活慣性,另一張是給波蘭房東的女兒,那是真情。老劉請我把他的題詞譯成英文,再抄在情人卡上,但他連情人的名字都拼不準。我為他感到悲哀:除了有限的波蘭飯館用語外,他用什么來表達?但這畢竟是他僅有的陽光,在煙熏火燎的異地他鄉(xiāng)。
老劉生性溫和,知書達理。按一平的話來說,他是個毫無侵略性的人,在此傷天害理的年月實屬少見。祖上是河北農(nóng)民,若無革命,他很可能是個鄉(xiāng)下秀才,度過平靜而儒雅的一生,時代改變了臉,讓他入大獄,做苦工,險些病死在鐵欄桿后面。而這獄中經(jīng)歷成了他的命運。好不容易消停兩天吧,逼得他遠離故土,沿成吉思汗的路線給遠房親戚們生火做飯。母親病重,那些窮親戚在路條上百般刁難,竟沒讓他回去見上一面。
直到最后一刻,母親仍盯著門口。
“我現(xiàn)在是贖身!崩蟿⒕坪笊斐鲋割^,“十萬!只要攢夠十萬美元,就告老還鄉(xiāng)了!彼樕t潤,一掃剛來時的晦氣。掙錢贖身,回家,回鄉(xiāng)下,買房置地,讀書寫作,過老秀才的生活。這倒是他一輩子理想。自打認識,他就一直叨嘮這事。可何為以后?
那天乘游船在舊金山灣兜風,金門大橋像把尺子在我們頭上翻轉(zhuǎn),好像在測量我們有限的一生。我們在它下面合影,為二十五年的友誼,其實二十五年只是它最小的刻度。
就在老劉到的前兩天,我女兒告訴我,有個叫彭剛的來電話。莫非是那個二十五年前“先鋒派”的彭剛?果然,他來美國多年,前兩年搬到圣荷西(San Jose),離我這兒不遠。我給他打電話,說有人想跟他聊聊。老劉接過電話,自報姓名,悠悠然。彭剛驚呼見鬼,風馳電掣而來,拎著香檳和啤酒。那聊法有如登山,對年輕的不算什么,上了歲數(shù)就明顯感到吃力。日薄西山時,不免感嘆:眾人星散,看來“聯(lián)絡(luò)副官”這些年有點兒玩忽職守。
老劉要回去了。那邊飯館告急,加上簽證也到期了。臨走,我陪他去采購。他買的都是飯館所需,大到蒸鍋,小到姜蒜,塞滿一個大紙箱。我打電話為他訂位時,發(fā)現(xiàn)由于班機銜接不巧,他得在巴黎機場待整整一晝夜。我拉他去法國領(lǐng)事館辦過境簽證,不肯,他要為贖身省錢。結(jié)果在機場遇到麻煩。柜臺后面漂亮的小姐皺著眉頭,一邊翻著護照,一邊打量著大紙箱和那身七十年代的羽絨服,她堅持老劉必須得辦法國簽證。好說歹說,又找來上級,才放行。
別后,我一天都心不在焉。在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正當搬運工人倒騰那個大紙箱時,老劉縮在柱子后面,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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