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請辭,非關待遇問題,亦非人事相處的困擾,而是至今不能認同現(xiàn)行人文藝術教育體制……我深知,這一決定出于對體制的不適應,及不愿適應!2010年底,清華大學特聘教授兼博士生導師陳丹青一紙辭職報告,離開了令他深惡痛絕的“體制內”。他更是憤然宣稱:“對任何一位想當藝術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試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謬與侮辱!
與陳丹青的經歷類似,林旭東與韓辛也都是沒有受過多少正規(guī)教育的“野路子”畫家!端氖甑墓适隆樊嬚,同樣也是“野路子”們的一場盛宴。但體制強大,“野路子”終究式微,如今藝考高峰期臨近,在這么多“可憐天下父母心”澆灌與催促下踏上茫茫藝考之路的年青一代,等待他們的究竟是緣還是劫?
《投資者報》:三位是性情中人,也都有特立獨行、不受羈絆的人格特征。你們如何看待當前的藝術教育體制和考試機制?
陳丹青:一言以蔽之,我們三個人,在今天的藝考制度下就是死路一條;蛘咂埱彝瞪捕槠接怪。不算夸大地說,我們三個人就是人才成長非體制化的典型例子。
我在中央美院也就是體制內的生存期限是三年,當時還算是擇優(yōu)錄取,可以鉆考試的漏洞。而現(xiàn)在比文革時更糟糕,一切都要通過考試,連漏洞都沒有了。現(xiàn)在看來,那個時代就是最好的時光,現(xiàn)在一點機會都沒有了。
體制最大的特性就是權力的體現(xiàn),它不會去考慮個人特性。現(xiàn)在也有像我這樣的人,但不考試怎么辦?
林旭東:藝術體制化、教育產業(yè)化一直是我詬病的東西。
現(xiàn)在的藝術院校,商業(yè)化掛帥,一再擴招一再降低門檻,學生質量普遍下降,家長交錢贊助就可以入學,學生則沉浸在應試教育中不亦樂乎,他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興趣特長在哪里,試問希望何在?
我曾經去北大、清華教課,覺得學生質量堪憂。他們追求短平快,心態(tài)浮躁,在我分析哪部作品怎么好時,他們根本沒心思聽。而目前的藝術體制下,老師居然帶學生一起接生意,多么病態(tài)啊。我如果斥責哪位不爭氣的學生,還要擔心會得罪哪位老師?荚嚧蚍謺r,也會有老師來打招呼。學校里到處是利益交換,大家都在劫難逃。
記得2004年我離開中央美院,就是感到太無聊了,人事和規(guī)矩以及會議束縛著我,而且感到這個地方越來越權力化和利益化,大家爭權奪利,我又何必空耗時間?
我在平遙參加攝影節(jié)時,有一位學生來跟我套近乎,一問原來是想找工作,知道我跟央視有點關系。他承認在某家學校影視專業(yè)沒學到什么,學費卻要一年一萬多,這不是誤人子弟嗎?如今這樣的學校在神州大地遍地開花。
韓辛:我在體制內只待了一年,相比他們體制對我的危害最小。
我們三位都是人格獨立、叛逆的人,不會阿諛奉承,因此注定與體制格格不入。古今中外無數(shù)事實證明,藝術,不是靠學校培養(yǎng)就能成就的,所以我堅決反對藝考。但現(xiàn)在的社會和家長都希望維持這樣一個狀態(tài),而不是小孩本身的意愿,年輕人無能為力?荚囍贫群蛡鹘y(tǒng)觀念必須改變,而且要從大人開始,無論他多小,也要尊重他的人格獨立,這在中國是很匱乏的。小孩有依賴性,家長就認為干涉他是天經地義的。
《投資者報》:能否談談你們各自的“野路子”成長歷程?
陳丹青:記得我中學時代第一位美術啟蒙老師是章明炎老先生,一開始就是跟著他畫毛主席像。1978年收到中央美院油畫系的錄取通知書,一時恍惚覺得難以置信。1980年畢業(yè)后留校任教,然后我決定去美國,看美術館,看原作,應該往回走,回到歐洲19世紀前的大傳統(tǒng)源頭。
林旭東:我的經歷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文革時代是青澀少年,改革開放后進入體制,2004年離開體制。他們兩人在體制內的時間都比我短。
小時候我們都是自學的,老師講講,我們看看,不是那種一本正經的。當時上海的地位比較特殊,是一個藝術窗口,匯集了民國的老先生,如:劉海粟等,大多有留洋背景,因此受其熏陶,我們的眼界也就不一樣了,特別受到歐洲傳統(tǒng)的影響。后來我美院的老師是伍必端,有留蘇背景,他不拘泥于原來的教育,對我們的“出軌”比如素描課時溜出去看電影,不僅不責怪,還會加以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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