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工農(nóng)革命軍在秋收起義后上了井岡山，創(chuàng)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中國第一個農(nóng)村革命根據(jù)地——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這支隊伍中，黃埔軍校的畢業(yè)生有20人，他們是盧德銘、張子清、余灑度、蘇先俊、陳浩、伍中豪、徐彥剛、陳毅安、張宗遜、譚希林、陳龍鶴、范樹德、曾士峨、游雪程、劉型、王良、陳伯鈞、呂赤、徐恕、黃子吉。

秋收起義的部隊有四個團，主力是以盧德銘為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警衛(wèi)團，被編為了第一團，黃埔生主要出在了這個團；安源工人、萍鄉(xiāng)、醴陵農(nóng)軍為第二團；賀龍部二十軍獨立團為第三團；夏斗寅殘部為第四團。

陳伯鈞畢業(yè)于黃埔第六期，后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教導團。南昌起義爆發(fā)前夕，陳伯鈞隨隊準備經(jīng)九江前往南昌參加起義軍，但在九江被張發(fā)奎繳械扣押，后脫逃繼續(xù)趕赴南昌，途中得悉起義軍已轉(zhuǎn)移，陳伯鈞便加入了第20軍獨立團，任團部副官、新兵訓練處主任。

二十軍獨立團，是由湖南黨領導的平江，瀏陽等縣的工人糾察隊和農(nóng)民自衛(wèi)軍組成的。隊伍整編起來了，需要有個名義，他們就打起了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二十軍軍長賀龍的招牌，叫做二十軍獨立團。

參加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時，陳伯鈞所在的二十軍獨立團被編為了第三團，他第三團三營六連一排排長，三營的營長，就是大名鼎鼎的伍中豪。

陳伯鈞是四川達縣人。

達縣出了共和國的兩位開國上將：陳伯鈞與張愛萍。兩人還同歲，都生于1910年。

在井岡山的斗爭中，陳伯鈞表現(xiàn)突出，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1927年底成立工農(nóng)革命軍教導隊時，毛主席便任命陳伯鈞為教導隊副隊長兼黨支部書記。這一年，陳伯鈞才17歲。

短短幾個月后，即1928年春，在一次戰(zhàn)斗中，陳伯鈞繳獲了一支手槍，因槍有銹斑拉不動槍栓，教導隊長呂赤（黃埔四期畢業(yè)生）開玩笑說：“什么破槍，‘半斤鐵’，扔了算了！”

陳伯鈞舍不得扔，把手槍零部件拆開，找來煤油反復擦拭，終于鼓搗好了。

一天，呂赤帶隊外出打土豪歸來，剛邁進院子，陳伯鈞笑著迎上去，持槍比劃說：“我這槍可不是‘半斤鐵’了�！彪S即拉動了槍栓。他萬萬沒想到槍栓帶動撞針，射出了一粒尚未退出的子彈，打中了呂赤。

呂赤應聲倒地，停止了呼吸。

陳伯鈞跪倒在呂赤身旁哭悔不已，但一切已無可挽回。

陳伯鈞闖下大禍后，心情極為沮喪，迅即被關了禁閉，等候上級處理。

士兵委員會的很多人，堅決要求殺掉陳伯鈞，給呂赤償命。

士兵委員會，是1927年9月底毛澤東和工農(nóng)革命軍前委在“三灣改編”時確立的，是井岡山根據(jù)地初創(chuàng)時期加強軍隊建設的一項創(chuàng)造，是紅軍民主主義制度化的具體運作形式。

毛主席找來士兵委員會主任張令彬，以征詢的口氣說：“你們呂隊長被陳伯鈞誤殺了，你看不殺陳伯鈞好不好？”

張令彬說：“很多人都要求殺�！�

毛主席說：“如今已死了一個黃埔生，要再殺一個黃埔生，就失去了兩個軍事指揮員。陳伯鈞不是故意傷人，我看還是不殺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開個士兵委員會，講清不殺的道理。”

張令彬便回教導隊向?qū)W員們轉(zhuǎn)述了毛主席講的道理。

隨后，毛主席通知部隊集合，向大家說：“呂赤是個好同志，陳伯鈞也不是壞人，他是跟呂隊長開玩笑，槍走火誤殺了人。他們兩個都是黃埔軍校出來的，表現(xiàn)都不錯，軍事上也有一套。這樣的人我們很缺呀！我們能不能只追悼一個人？否則另一個人還不好追悼呢！你們看怎么樣，我講得對不對？”

大家見毛主席講的既不失法度軍紀，又入情入理，便逐漸緩和了情緒。這時，仍有人問毛主席：“難道陳伯鈞殺了人就不了了之嗎？”

毛主席回答說：“當然不能不了了之。我們不讓他償命，但是要懲罰他的。呂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陳伯鈞一個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罰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看到大家沒有反對意見，毛主席讓自己的警衛(wèi)員找來竹板子，在大家的監(jiān)督下對陳伯鈞執(zhí)行懲罰。實際并沒真打一百板子，打了二十幾下就收住了。

據(jù)陳伯鈞事后講，毛主席并非搞體罰，而是通過此種羞辱形式一方面教育懲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緒。他當時不喊不叫，心悅誠服地接受了處罰。陳伯鈞也因此被調(diào)離教導隊，降為了一團一連的副連長。

陳伯鈞誤殺上級是“過失殺人”，于情于理都不應當判處死刑，士兵們要求處死他是不合理的。毛主席的處理方式也非常好，從紅軍極度缺乏軍事指揮人才的實際出發(fā)，把革命法度的嚴肅性和人道主義的靈活性巧妙結合起來，讓激動的人群穩(wěn)定下來，而且也給了年紀輕輕不夠謹慎的陳伯鈞一個教訓，同樣也起到了教育士兵們的作用。

陳伯鈞日后成長為解放軍高級將領、得以在毛主席統(tǒng)帥下續(xù)寫自己投身中國革命輝煌一生的史實證明，毛主席槍下留人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在井岡山斗爭時期，陳伯鈞率領所屬部隊，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正確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在戰(zhàn)爭中學習戰(zhàn)爭，打了許多惡仗、硬仗。陳伯鈞任紅三軍第七師師長時，率部打響了第一次反“圍剿”的第一槍；龍岡戰(zhàn)斗勝利后，追擊敵譚道源師，殲滅該師過半，繳獲步槍2000余支，機槍46挺；反擊敵公秉藩師時，巧妙運用戰(zhàn)術，抄小路預先設伏，將公秉藩師全部繳械。每戰(zhàn)之后，陳伯鈞都要總結經(jīng)驗教訓，指揮藝術越來越高，仗也越打越精，他在中央蘇區(qū)歷次反“圍剿”作戰(zhàn)中曾屢建戰(zhàn)功、三次負重傷，榮獲過中革軍委頒發(fā)的二等紅星獎章。

1932年6月，中央蘇區(qū)第四次反“圍剿”戰(zhàn)斗中，22歲的陳伯鈞被任命為紅十五軍軍長。當毛主席受到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的打擊，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前委書記職務時，陳伯鈞也因堅定地支持毛主席的主張被免去軍長職務，調(diào)到紅軍學校學習。

1933年1月，陳伯鈞任紅五軍團參謀長。因堅持與左傾路線作斗爭，9個月后又被免去紅五軍團參謀長職務，降任新成立的紅十三師師長。陳伯鈞連續(xù)打了十余場勝仗，在短時間內(nèi)力克強敵，紅十三師被中革軍委命名為“紅軍主力堅師”。

長征開始后，陳伯鈞指揮的十三師為紅一方面軍后衛(wèi)，掩護兄弟部隊先后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劉伯承元帥后來評價：“十三師是我最放心的師！”當時任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元帥，1972年在北戴河療養(yǎng)時曾深情地對陳伯鈞說：“要不是你的十三師在湘江戰(zhàn)役與敵苦戰(zhàn)一整天，我們前面的部隊沒那么順利渡江，早不知是什么結局了。”

血戰(zhàn)湘江后，陳伯鈞復任紅五軍團參謀長，協(xié)助軍團長董振堂指揮所部執(zhí)行后衛(wèi)任務，贏得了“鐵屁股”之美譽。

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后，陳伯鈞調(diào)到張國燾領導的四方面軍第九軍任參謀長。他堅決擁護黨中央、毛主席關于紅軍北上的正確方針，與張國燾另立中央、分裂紅軍的錯誤路線作了堅決斗爭。

1936年7月4日，陳伯鈞調(diào)任紅二方面軍六軍團的軍團長，政委是王震。

一、二、四方面軍勝利大會師的前夕，毛主席給陳伯鈞寫了一封親筆信，并加蓋了極少使用的圖章：

伯鈞同志：

聞你在六軍，為紅軍慶得干才！你的身體好否？同志們都相念的。我們都好，相見之期不遠，愿共努力！此致

革命的敬禮！毛澤東十月十五日

這是毛主席在長征期間寫給個人的唯一信件。

抗戰(zhàn)開始后，陳伯鈞任八路軍120師359旅長，后擔任抗日軍政大學訓練部部長，擔負起培養(yǎng)抗日軍政干部的重任。

解放戰(zhàn)爭初期，陳伯鈞奉命到東北前線，任東北軍政大學教育長，后任東北野戰(zhàn)軍第十二兵團副司令兼四十五軍軍長。

1955年，陳伯鈞任軍事學院副院長。同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1962年9月，葉劍英辭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后，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簽署命令，任命陳伯鈞為院長。

1974年2月6日，陳伯鈞因病醫(y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4歲。（劉繼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