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jīng)，在汪曾祺和張愛玲的作品鋪天蓋地之時，坊間流傳一個說法：“男讀汪曾祺，女看張愛玲”。

我覺得有意思極了。

因為，據(jù)我的觀察，看到最后，真正喜歡張愛玲的，男的居多；而愛上汪曾祺的，大多是女性讀者。

可能是一個冷，一個熱的緣故。

張愛玲的冷，眾所周知。她是徹骨的聰明，也徹骨的冷，對人間世她毫不信任，不抱一點幻想。她的姿態(tài)，被定格在那張照片上，微微仰著頭，不動聲色地輕蔑著，非常傳神。

汪曾祺正相反，他的世界是熱乎乎的。他一生并不如意，或失業(yè)，或被打成右派，年過花甲才聲名鵲起�？衫舷壬�很少書寫生活的不幸，即使寫了，也表現(xiàn)出難得的曠達(dá)，落腳點仍在希望和歡樂之上。

他說：“我想把生活中真實的東西、美好的東西，人的美、人的詩意告訴人們，使人們的心靈得到滋潤，增強對生活的信心、信念，我的世界觀的變化，其中也包含這個因素——歡樂。”

沒有哪個女人能拒絕歡樂，正如沒有哪個男人能抗拒痛苦。

其實，他們有相似之處。

都出生于1920年，都因為戰(zhàn)爭影響了學(xué)業(yè)，汪曾祺是肄業(yè)，張愛玲不知后來如愿拿到文憑沒有，她是借口回港大繼續(xù)學(xué)業(yè)才離開大陸的。

汪曾祺寫自己在西南聯(lián)大的生活，幾乎都是課余，泡茶館、躲警報、昆曲會，他尤其愛寫昆明的茶館、美食，寫得讓人質(zhì)疑昆明這個后方是不是太后方了；張愛玲回憶自己港大求學(xué)經(jīng)歷，發(fā)揮女性特長，大聊同學(xué)八卦，也寫過躲警報，還寫了炎櫻這么一個不躲警報的，別人去防空洞了，她就洗澡唱歌。汪曾祺也寫過一個女同學(xué)不躲警報，也是趁人少去水房洗頭，這兩人都奇跡般地，平安無事。

他們的隨筆都寫得好。

我起初看張愛玲，沒看出感覺來。即使是那篇《金鎖記》，我也覺得開頭兩個丫鬟月下嘀嘀咕咕那一部分，太啰啰嗦嗦，語氣也別扭，模仿《紅樓夢》的痕跡太明顯了。直至看她的隨筆，覺得天啊，怎么會寫的這么好。這才返回頭來認(rèn)真讀她的小說。

汪曾祺的隨筆就不用說了，真正的大家，貴在親切、家常。

很多人讀汪曾祺的文章，心想，這樣的東西，我也寫得來哦。其實我們有數(shù)，這東西你寫不來，我也寫不來。他是絢爛之后的返璞歸真，沒有經(jīng)過絢爛，就不能返璞也不能歸真。

即便繁華落盡，也要有繁華作資本。

汪曾祺的語言自是一流，但他給我最大的震撼，應(yīng)該是字里行間所流淌的氣質(zhì)：舒緩、自由、淡然、獨立、睿智，隨遇而安。讓當(dāng)時生活處于緊繃狀態(tài)的我感受到放松，見識到何為從容。

他們最相似之處，是對世俗生活的熱愛。

張愛玲一點也不介意別人說自己“俗氣”，甚至沾沾自喜。她對日常生活，懷著一股熱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記趣》里，她說：“我喜歡聽市聲�！背鞘兄�，擠挨著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開電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個小風(fēng)爐燒東西吃；聽壁腳的仆人，將人家電話里的對話傳給小東家聽……在這些日常細(xì)節(jié)里，她認(rèn)為有著結(jié)實的生計，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興致。

而汪曾祺以他煙火氣息十足的文字，贏得了天下吃貨們的愛戴。當(dāng)年《舌尖上的中國》火爆之時，網(wǎng)民們紛紛說，如果汪曾祺還活著，制片人非他莫屬。作為吃貨一枚，我每當(dāng)發(fā)覺自己疲憊不堪，生無可戀之時，就會一頭扎進(jìn)汪曾祺的書里，尋找那種世間萬物為我所愛的熱情。在汪曾祺的筆下，一草一木、一食一粟皆煥發(fā)出光彩。

當(dāng)年張愛玲和汪曾祺，一個被譽為“最后的貴族”，一個被稱作“最后的士大夫”，不知是不是巧合？

但到底，他倆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

張愛玲是專才。

她跟簡·奧斯丁一樣，文字范圍很窄。張愛玲只擅長描寫一件事，那就是把人放在一個很壓抑的環(huán)境里，然后寫她們的各種無奈，各種算計。換成其他作家，到這個時候就會申討命運不公，或者反抗家庭和社會。可是張愛玲不會。她就是讓人物很現(xiàn)實的找一條出路，然后活下去；有時候找不到，就讓那人自生自滅，不充當(dāng)救世主。

而且她也只擅長描寫特定階層。見過的東西，就寫的好，不熟悉的東西，就寫的爛。比如那篇《小艾》，描寫底層的婢女，簡直是一塌糊涂。我覺得寫到最后，她自己都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在她所熟悉的生活領(lǐng)域里，她是曠世奇才，對人物的拿捏，到了《紅樓夢》和《金瓶梅》的段位。

汪曾祺是雜家，是“通才”，還是“文狐”，這是賈平凹說的，說他修煉成老精了。

我覺得賈平凹說得一點都沒錯。前不久，我看到一段紀(jì)念沈從文的紀(jì)錄片。汪曾祺先生出來講話，外穿西服，里面套一件深色毛衣。七十多歲的老人，顧盼間雙目有神，一眼能把人看穿，厲害得很�？此�的相片，這樣的感覺并沒有，攝影與攝像還是有區(qū)別的。

這樣精通世故的人，非常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什么能寫，什么不能寫。他一輩子沒碰過長篇，知道自己寫不好。

很多作家的寫作是做加法，他經(jīng)常用減法。枝葉少到不能再少，讓文章生出了奇相，干凈透明。減法的寫作有得有失，得是成就了今天的汪曾祺，失是這樣的寫法，寫不了長篇。

不僅寫不了長篇，汪曾祺還沒有代表作。

張愛玲有，一部《金鎖記》足以讓她寫入中國文學(xué)史。

有人說《受戒》超級好，還有人說《大淖記事》超級好，我覺得好是好，但都不足以代表汪曾祺，哪篇文章都代表不了他。我相信，《受戒》這樣的作品沈從文寫得出，廢名也寫得出。但《金鎖記》除了張愛玲，沒有人寫得出。

唯有所有文章，散文也好，小說也好，它們湊在一起，才組成了汪曾祺，深不見底。

為什么一部作品就足以代表張愛玲，而汪曾祺卻不能？我認(rèn)真想過。

只能說，天才型的作家，和厚積薄發(fā)的作家，還是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

張愛玲對人世的洞察是天生的，而汪曾祺，是后天歷練的。所以，張愛玲對世俗生活的興趣與汪曾祺是不同的。汪曾祺是真正入世的興致，張愛玲卻不是，她對現(xiàn)時生活的熱愛是出于對人生的恐懼，她對世界的看法是虛無的。

虛無的女人，對男人常有著致命的吸引力。

由于生活經(jīng)歷的不同，汪曾祺與張愛玲雖然同時代，卻并無交集。

能肯定的一點，汪曾祺是看過張愛玲的作品的，他怎么評價這位女作家，我們不得而知，但會注意到她敏銳的文字是必然的。我相信他未必欣賞這個女子的深刻與犀利。

他骨子里很天真，或者說他對天真有天然的喜愛。你看他如此推崇沈從文就知道了。

張愛玲倒提起過汪曾祺一次。

那時她離開大陸了，無意看到汪曾祺的《八千歲》，汪曾祺對民俗風(fēng)情的了如指掌，以及對美食的敏感，顯然刺激到了同樣敏感的張愛玲，兩個敏感的人共同發(fā)現(xiàn)了別人不那么敏感的話題，應(yīng)該很開心吧。張愛玲為此，寫下了《草爐餅》。

這是他倆絕無僅有的一次心意相通。

命運沒有給再多的機會，讓他們同臺切磋競技。當(dāng)年張愛玲在淪陷區(qū)上海文壇一鳴驚人，汪曾祺還只是一名輾轉(zhuǎn)在大后方求學(xué)謀生的小文青；而當(dāng)汪曾祺大器晚成，修成正果之時，張愛玲已經(jīng)激情不再，喪失了寫作的動力。

后來，歷史選擇同一個時機，讓他們回歸讀者的視野，并且爆紅，作品熱銷至今，于某種意義上說，是朋友之間的惺惺相惜，也是棋逢對手的刺激和喜悅。

至于他們最終是成為朋友，還是對手？答案在上帝手中，于我們，已經(jīng)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