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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9月17日，由中宣部指導，光明日報社、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倫理學會共同主辦的“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第30場活動在河南洛陽舉行。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經(jīng)學研究中心主任彭林作題為《周公“制禮作樂”與當今的道德建設》的演講。彭林引經(jīng)據(jù)典，精彩地論述了禮樂文化的基本理念和歷史貢獻，并闡述了周公“制禮作樂”在中國文化發(fā)展中的重要地位。來自全國的298萬網(wǎng)友收看了節(jié)目，21.7萬網(wǎng)友通過微博、論壇等參與了交流互動。

演講人：彭林

　　“禮”是中華文化的核心

“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現(xiàn)場。魯博攝

　　“禮”的概念，在中西文化中都有。西方文化中的“禮”屬于交際手段，而中國文化中的“禮”，相當于西方人所說的“文化”，幾乎是無所不包的�！岸Y也者，理也”，兩者互通。所有跟道德理性有關的規(guī)范，包括個人修養(yǎng)、人際交往法則、國家典制乃至天人關系，都屬于“禮”的范疇。比如《周禮》以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掌邦政，全都屬于“禮”。再如，《禮記》的《月令》篇，按一年12個月為序，記述天象、物候、政務、法令等，要求人們遵循自然節(jié)律安排社會生產(chǎn)和社會生活，例如在春天不許掏鳥窩，不許砍伐幼樹，不許捕捉懷孕的獸，這些也都屬于“禮”。儒家的任何理念，都是通過“禮”來變?yōu)楝F(xiàn)實的，所以說，“禮”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撇開“禮”談中國文化，就把中國文化談虛了、架空了。

“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現(xiàn)場。魯博攝

　　中國人最早培育成功了小米和大米，形成了南北兩大農(nóng)業(yè)文明區(qū)，經(jīng)過幾千年的交流與會通，形成了燦爛的夏代青銅文明。到了商朝，富庶的生活使貴族階層腐敗墮落，精神空虛，他們迷信鬼神，自信能永遠占有社會財富和人民。由于民心喪盡，牧野之戰(zhàn)中，商紂的軍隊陣前起義，商王朝頃刻覆滅！周公開始思考，如何保證新政權的長治久安？周公沒有“以暴易暴”，而是按照全新的理念來展開新政權的制度建設，史稱周公“制禮作樂”，由此開啟了中華文明的嶄新局面。

　　“制禮作樂”的第一個重要理念是“自求多�！�。殷人迷信鬼神，把命運寄托在鬼神身上。周公引領社會從“尊神”轉變?yōu)椤白鸲Y”，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人能享有多大的福、祿、壽，取決于自己的德行。社會由此從鬼神的陰影下解放出來，開始進入民本主義時代，這在中國思想史上，是極具革命意義的偉大進步。

其次是“敬德保民”。周公分析殷人亡國的根本原因，是“不敬其德”，對道德沒有敬意，所以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最終滅亡。因此，要想長治久安，就必須“明德”、“敬德”，昌明道德對于個人和社會的價值，對道德保持敬畏之心，否則就會重蹈殷亡的覆轍。德政的重要體現(xiàn)是愛民，民為邦本，執(zhí)政者不僅要像保護“赤子（嬰兒）”那樣，盡心盡力地愛護民眾、保護民眾，還負有教育民眾的責任，讓他們養(yǎng)成文化自覺，懂得自律，成為德性充盈的君子。

　　第三是“勤政無逸”。殷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終日盤于田獵，酗酒淫樂，不問民生，不理朝政。要想長治久安，就必須勤于政事，反對逸樂，反對不作為。周公說，這不僅是不敢逸樂，而且是沒有時間逸樂。《尚書》中的《酒誥》和《無逸》兩篇，是歷史上最早的反腐敗宣言�！毒普a》引“人無于水監(jiān)，當于民監(jiān)”的古語，要求官員不要把水當鏡子，而要把老百姓的感受當作檢驗自己為政得失的鏡子。后來荀子說的“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就是從這里來的。這對于我們今天的干部教育，很有啟迪意義。

　　禮樂文明的當代價值

　　周公“制禮作樂”的終極目標，正如王國維所說：“其旨則在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彼�的深層價值在于，在社會的物質文明達到相當高度之后，應該提出精神文明建設的命題。周公把道德理性作為治國靈魂的理念，成為傳統(tǒng)文化的主旋律，孔子提倡的“富而教之”，管子說的“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都是強調物質與精神不能偏廢，物質生活富裕之后，就要通過禮樂教育，提高民眾的精神境界。

　　管子認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如果精神層面不振，禮義廉恥喪失殆盡，必然導致國家的滅亡。歐陽修高度贊揚管子的說法：“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jié)�！�

　　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說：“禮者，本于人心之節(jié)文，以為自治、治人之具。”禮是依據(jù)人的本心制訂的行為規(guī)范，是人自治，或者治人的工具。禮是能否把治國理念落實到民生日用之中的樞紐，“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痹鴩�藩秉承顧炎武的理念，主張“治國以禮為本”，具體而言，就是“以禮自治，以禮治人”，先制訂“禮”的規(guī)范，形成一套價值規(guī)范和文化自覺，讓人們能有可以自治的依據(jù)。政府部門要“以禮治人”，讓所有的人知禮、守禮，如此，就可以達到天下大治。曾國藩還說，“自內(nèi)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彪x開了禮，人還談什么道德？政府還談什么行政管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哪一樣離得開“禮”？

　　順便需要提到的是，儒家提倡“禮治”，并不排斥法的作用。他們主張“德主刑輔”，以道德引領社會向上，以刑防范民眾犯罪。

　　這些闡述，是中國先賢對當時核心價值觀的認識，是彌足珍貴的思想資源，對于當今社會的道德文明與和諧社會的建設，有其重要的借鑒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物質生產(chǎn)飛速發(fā)展，民眾的富裕程度日新月異，精神層面的建設，已經(jīng)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如何提升大眾的文化素養(yǎng)，重建道德倫理，樹立正確的核心價值觀，是事關我們民族和國家未來走向的重大問題，切不可等閑視之。

　　今天，重溫周公“周公制禮作樂”，無疑可以獲得許多重要的歷史智慧。通過“禮”這個軟實力，切實樹立洛陽的道德形象，為全國作出典范，為我們追求的“中國夢”，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本文摘編自“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第30場活動的現(xiàn)場演講實錄，光明網(wǎng)記者田依漪整理）